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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
仍然是在鸟叫声中醒来，打开古风的木窗，把方镜置于窗台，席地而坐，就着初夏的新绿梳妆。记起昨天波士顿美术馆，米勒一幅《晨妆》蜡笔画，惺忪的女人，双手搁置脑后，对着窗户中间的镜子梳弄发丝，微侧的裸背，似是仍可吸嗅到前夜激情的芳香。
看惯了米勒社会写实的《麦田拾穗》、壮实的农村劳动妇人，乍见这小画慵懒的晨妆女人，更觉可亲。
下楼遇见汤玛斯夫妇，他们起了个绝早，参加查尔斯河的怀旧划船，重温大学时的水上竞技。
早上三场座谈会，其中两场网罗了六二年校友的杰出人才，由精神医生、美国驻阿拉伯大使、法治诉讼律师担纲了“恐怖主义：原因和对策”的讲题，“什么是新闻学？”讲者包括作家、教授、《纽约时报》评论家等。
唯独我恭听的这场“教文学课程的危机”，却有三位蛋头教授把持，虽然也谈到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电影一类时兴的话题，气氛相当沉闷。
演讲的地点是学生的音乐演奏厅，举目四望，西洋古典音乐家的名字，莫扎特、巴哈、贝多芬，沿着墙角边缘庄严地浮雕镌刻。我被感动了，长形的音乐厅，像一只神龛，肃穆地供奉着不朽的作曲家们。
听众发问，使空气活泼了起来。我认出保罗的红恤衫，昨晚欣赏西班牙舞蹈的圆桌上，他与我们同坐，写短篇小说，在纽约市立大学教文学课，近年来兴趣转移到舞台剧，斯德哥尔摩剧团有意今夏演出他刚完成的剧本。保罗的妻子是位毛发稀疏，胖大丰满的瑞典人，获得几笔基金，从事瑞典神话、传说英译的工作。
保罗冗长的发言，等于演说，就他自己教文学的心得，向台上的权威前辈挑战。蛋头教授们闭紧嘴，不愿与他争辩，演讲草草结束。
中午艾利叶宿舍前的草坪午餐时，保罗愤愤抨击这场演讲的人选，指称主席为了巴结蛋头教授，以便利自己的升迁，校友中文学教授的佼佼者，一律惨遭摒除。
“散会后，老同学上来和我握手，”他带着几分雀跃，“还接到邀请，到阿拉巴马大学演讲，来回飞机票，还有演讲费。”
“是呀，有谁愿意到阿拉巴马去！”刻薄的插嘴。
保罗摸了一下头，也不得不承认：“一时冲动，答应下来。”
尾随苏格兰风笛回到新生食堂前等车，原以为罗拔会去听下午的座谈，没料居然随我跳上开往波士顿的车，与“都会”的士高的经理“超肉感地狂乱”一番。
大白天走入的士高的感觉是很奇异的。英国请来的经理手腕戴了条金链，大声疾呼：“的士高使每个人都是明星，一走入舞池，让震聋耳膜的音乐把自己膨胀起来。每个人自觉性感、重要、富创造力，在自我逃避的陶醉里，尝到为王者的尊严与荣耀，任意扮演自己想扮演的角色。
“每个人一生当中，”他引述安蒂·华荷的名言，“该有十五分钟自觉是个名人。”
灯开始转动了，阵阵星雨，洒落了我一头、一肩，震破耳膜的音响，令我心脏发麻，终于见识了波士顿首屈一指的“都会”的士高。
真的翩翩起舞，还是在晚上的告别舞会里，哈佛运动场临时搭了个巨大的帐篷，铺上舞池，我的青紫碎花围裙，在舞曲中旋转翻飞……
正听着红脸的工程师讲起他开自己的飞机，赶去参加表妹的婚礼，引擎出了毛病，降不下来的惊险经历，罗拔从人群中把查克带过来，他的未婚妻跟在后面。
“你的丈夫真是好人，发现我站在帐篷边缘，不敢进来，差点哭出来，”查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上来解救我……”
晚上他换了顶新的呢帽。校友重聚已近尾声，他到今天中午才出现，一把抓住罗拔，一手按住头上虫蛀的破呢帽：“我要结婚了！”
这位和他母亲住在一起的老单身汉，唯恐我们不信，从卷角破损的皮匣子抽出一张结婚登记书，没抓稳，掉到地上去。
“查克，没什么好怕的，”罗拔抚慰他，“别想得太多，先结了再说。”
大热天，他身上还穿了一件皮背心。查克是罗拔大学室友，毕业后一直在康桥冷僻的街上卖阿富汗地毡，前年他从云端而降，摸到我们香港的家，扶着用细绳绑住裂缝的深度近视眼镜，整个人扒扶客厅那张新疆地毡上，形容那桃红很“性感”。
校友们珍惜最后一晚，带着家眷与二十五年前同住一室的室友们同桌团圆，乐队吹奏六十年代的舞曲。我坐不下去了，步出帐篷，运动场的看台在黯黑中点着红色的灯，像燃烧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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