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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三日，星期一
用完早餐，天琪驱车带我上他俩工作的波鸿大学。我先在学校出版社的编辑部小坐，天琪负责该部门。我的第三本德译诗集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翻译者是个年轻姑娘叫山可婷，住在汉堡，从未谋面。
朗诵上午十点开始。人还不少，不过中途马汉茂带了他的博士和硕士生离开，去上他们每月一天雷打不动的研究课题，教室就像缺了半边似的。
午后马汉茂开车送我去科隆广播电台，在直播室由他随意提问，我亦即兴回答。最后我朗诵了在德国写的短诗《好朋友》，马汉茂把它翻译成德文了。
科隆到波恩，快车只要二十五分钟，但我却坐了三十七分钟，心知有麻烦了。广播叽里咕噜听不懂，反正第一个停靠站就得下车。抱着箱子跳下车来，抬头一看，是个陌生的站名。拿我的火车票去问，指点我赶快到门前广场去乘巴士。我自作聪明揣摩，心想是铁轨或车次出了什么问题，列车改在附近的小站停靠，现在让我乘巴士肯定回到波恩站，而且不需购票。后来证明我真是歪打正着。
于是乘巴士顺利回到波恩站。到处找不到预定接站的顾彬教授，在候车室等了十五分钟，想顾彬可能在哪个什么站心急火燎呢。我试着去打公共电话给顾彬的太太穗子，穗子大喊：“你在哪里，顾彬来回两个站都找遍了，说你也许一急就回柏林了呢。”我沮丧之极时，确实这样想过，大不了打一张车票回家。当然是柏林的家。还得怨我的隐形眼镜，如果不是我伸手拦住，顾彬可能第三次错过了我。
一九九二年，我从维也纳再次到法兰克福朗诵，顾彬来主持并朗诵德译。他不像往常穿T 恤牛仔裤，而是西装笔挺，衬衫雪白，两眼更加专注。人们常说他的样子很忧郁，因此独具魅力。他和妻子对“忧郁”一词，总是露出百口莫辩的样子，因为他们自认为十分幸福。这次到他家以后，我更相信这是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顾彬的“忧郁”来自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天生气质，即使他无限关爱地怀抱儿子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忧郁”仍然是他的背景音乐。
他们把卧室让给我，穗子替我这个南方人铺了三床干净被子。卧榻四周全是书，只留尺来宽通道。如果我会中国气功里的补气，今晚之后将学问大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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