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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诗人们很快就分成不同的小集团。每天出门上车，可以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分化组合，多半以语言为界。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红色丰田越野吉普，加上法语翻译玛德开的白色小车。英语集团包括“白求恩”两口子、荷兰的“黑手党”、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Ingrid），还有我。我们这辆车总是塞得满满的，罗马尼亚的阿娜和印尼的阮锥（Rendra）夫妇也时不时地挤进来。法语集团只有三个，法国诗人伯纳德（Bernard）和住在巴黎的摩洛哥诗人兼小说家塔哈（Tahar），加上在法语中游牧的“撒哈拉人”，窝在那辆小车里。这多少反映了在语言霸权的争夺中法语的尴尬地位。
我理解法国人的骄傲。在他们眼里，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他们拒绝讲别的语言，特别是英语。在家还行，出门可就傻眼了。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为什么跟法国人过不去。恐怕这事儿还怨不得谁，风水轮流转，说不定有一天全世界还都得讲中文呢。
我跟摩洛哥的塔哈，一九九〇年在旧金山的国际作家会议上见过。诗歌节开幕的那天晚上，我试着跟他聊聊。他吞吞吐吐，他太太冷冰冰地戳在一边。我端着酒杯，进退两难，干脆用我唯一记住的法语说 “早安”，转身走了。
轮到开会发言，可就没别人插话的分儿喽。法语集团个个口若悬河，而且特别富于哲理。在一个人权讨论会上，塔哈赋予个人主义最新的含义，“撒哈拉人”呼吁用无政府主义来对抗美国文化入侵。坐在听众席的伯纳德冲到台上，发表一个长长的关于自由的声明，用的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策略：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所消解，就像某种掩盖足迹的动物，到末了你肯定忘了他的出发点。我私下叫他“哲学家”。只见他脸色苍白，激动得手直抖。我这才明白，法国出哲学家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咖啡馆的雄辩，加葡萄酒中的形而上。
讨论会的最后五分钟给我。我厌倦了人权的空话，对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撒哈拉人”表示赞同。散了会，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再次保证有一天带我回沙漠。我也答应跟他一起回老家——西北戈壁滩看看。
我设法避开“黑手党”，但没辙，我们被绑在同一集团，虽然英文都不是我们母语。
除了晚上朗诵，我们白天还得到中学去。接连两天，我去的都是私立女校。那里讲究得有点儿过分，带英国贵族味道。女学生像一群穿制服的天使，吹长笛拨竖琴唱圣歌。其中有不少黑人和印度人。在南非，种族问题已退居二线：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几百年殖民统治的故事突然有了个过于简单的结尾。当老师吩咐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工友搬幻灯机时，我注意到他目光中的惶惑，几百年的惶惑。我们上天堂那工夫，另一拨诗人下了地狱——德班一个贫民区的图书馆，他们的听众是些破衣烂衫的黑孩子。“白求恩”告诉我，最奇怪的是，那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书。
第二天，我和加拿大的罗娜、印尼的阮锥夫妇去为另一群天使朗诵。
我和罗娜打头阵。罗娜天生是个好老师，学生立刻喜欢上她了。她的诗大都关于男欢女爱，用词之大胆，让我都脸红。她得过加拿大所有重要的文学奖，但许多学校禁止用其诗作教材。我警告她，千万别在这儿读那些色情诗。她读了首诗，是关于洋葱头的爱情。最后，由阮锥压轴。
他声称，在印尼，诗人相当于巫师。他朗诵果然有作道场的架式。他妻子精瘦，话不多，一直用摄像机紧紧盯着她丈夫，好像生怕他从巫术中消失。最后阮锥把妻子请上台，两人面对面搂着，含情脉脉地对唱起情歌来。舞台灯光转暗。
我认识了南非诗人兼歌手哥特（Gert）。他是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小伙儿，晚到了两天。“基督”告诉我，他开车去机场接哥特。小伙子有点儿惊慌失措：“我，我简直不敢相信，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来接我……”
“基督”笑着回答：“诗人中没有等级制度。”
我和哥特上街。他胡子拉碴，穿粗布小褂，露出结实的臂膀。我逛商店时，他坐在咖啡馆给女朋友写信。这是他头一回出远门。他在地图上指着他的家——南非腹地的小镇，让我下次来一定去看看。“那儿的生活很不一样。”他说。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别，眯缝着眼睛，直勾勾的，有点儿狡黠，有点儿迷惘。
我们在一家印度快餐店吃午饭。他当过跑堂、守门人和酒吧保镖——“我表面很壮，其实胆小如鼠，在紧急关头，随时准备逃跑。”他的英文短促含混，不易听懂。这两年，他作为歌手开始走红，出了激光唱盘。
今年夏天，鹿特丹诗歌节要请他去朗诵。说到此，他眼睛中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诗歌节进展顺利。朗诵前诗人们互相买酒，开玩笑。英语集团和法语集团交叉走动，不会出现偏差。我突然想起R.S. 托马斯的话：如果这个世界的人们从没有互相发现，日子会好得多，有大片的水域隔开他们。
也许他是对的，交流引起新的争斗——由于新的支配欲望，这自然是很痛苦的事。
牙买加的罗娜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的。她正忙着凑份子，给诗歌节的组织者买礼物。
“撒哈拉人”在露台上，面对黑暗发表演讲：“该死的美国文化，用美元占领了全世界。我的家乡啊……”他声嘶力竭地叫喊。“黑手党”
换了副墨镜和一条白色领带，对“撒哈拉人”做出如下评论：“他把他的沙漠理想化了。他为什么住在法国，从来不回到他那可爱的沙漠去？”
“基督”皱皱眉头，说：“这恐怕也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困境——把自己的过去理想化。”
“黑手党”在舞台上比在现实中容易理解。他的诗是黑色的，与穿着一致。
“白求恩”的诗跟他的companion 罗娜一样，充满了色情意味，有许多关于器官的描绘。他们俩把诗当成卧室的镜子。
“哲学家”在朗诵前，发表了一个关于诗的声明。哥特抱着吉他上台，他用一个特制钢架把口琴固定在嘴边，边弹边吹边唱。他的声音放松，略有点儿沙哑。同时，投影机把一组照片打在银幕上，其中有家庭合影，有伸向天边的铁路，有城市的灯火。那是关于一个乡下小伙儿淡淡的忧愁和离开家乡的惆怅，还有对远方的向往。
我们在一家印度饭馆进餐。我喝多了，为阮锥夫妇唱了印尼民歌《星星索》，为阿娜唱了罗马尼亚民歌《乔治参军》，为“白求恩”唱了加拿大民歌《红河谷》，与“基督”合唱了《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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