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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楼梦》相依为命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在受难期间，花了十几年工夫，每天晚上下班后翻译《红楼梦》。“我的太太做过编辑，对捷克文特有敏感，所以我译了就先让她看、修改。我们十几年来就和这本《红楼梦》相依为命，最后得以出版，竟然畅销。想不到一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还能起这种“心灵治疗”的作用！也许这也可算是精神上的逃避，然而我宁愿把它看做另一种文化资源。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来对抗当时的现实，如此活得才有意义！对于我的这一番诠释，克劳教授似乎也颇同意。后来他又断断续续地告诉我，除了《红楼梦》之外，他还译了不少中国古诗，不少捷克诗人精读过这些译诗，甚至得到直接的灵感和影响！克劳和这些人交往甚密，他所扮演的角色，使我想到和英国大翻译家卫理（Arthur Waley）在伦敦的“Bloomsbury”作家圈子中所占的地位相仿。不过，他毕竟受过磨难，不像卫理那么逍遥自在，他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是不能仅以唯美主义等闲视之的。
那天下午，克劳又带我去一个附近小城的古堡，进到餐厅又有不少熟人上来打招呼，原来克劳又是常客。“当年这个古堡是属于公家的，我们常来——普实克和我，在这个餐厅吃了饭，就到后花园去散步。”克劳也带我到后花园去走走，望眼看去却像一座小小的凡尔赛宫！他又带我到楼上喝杯酒，忆起当年他们几个文人朋友常来这里开会的情景，有时畅谈一个周末，就住在这座小宫殿里！我听后一个主意脱口而出：“为什么不在这里召开汉学会议？”克劳面有难色地答道：“目前这个地方恐怕会回归私有，甚至可能改建为旅馆，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特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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