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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教学方法：“哲学教育的天才方法是探索式的”
在1764年有些征兆显示康德的名字已经开始受到注意。他的作品不仅有书评推荐，而且在其他的大学里也被认真地讨论。迹象之一便是杜宾根的硕士克勒斯（Cless）的毕业论文。1764年底，康德也收到该论文的副本，论文口试则是由普鲁克奎特（Ploucquet）主持。这部论文当中有一半是康德的文字。在另外一半里，作者“以很高的敬意诠释、补充并部分否定了康德的理论”。（55）更重要的是，柏林也传出了正面的评价。1764年8月，大学收到官方的信，得到了递补博克（J.G.Bock）诗学教授遗缺的许可。信中特地提到康德的名字：“我们因拜读过其著作而得知在贵地有一位硕士名为伊曼纽尔·康德。从他的文章，我们知道他是个饱学之士。”执笔人在信中的下文询问他是否适任，个人意愿如何？（56）康德的回答是“意愿不高，但他对即将出缺的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教席颇有兴趣。”他相信没多久就可以得到最适合他的教席，因此不愿意降格以求。他即将达到自己最重要的目标，至少就其学术生涯而言。这是他为什么要在此时回顾自己的成果，并展望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但这只是他的忧虑之一，并不是全部。
康德拒绝了一个有固定收入的职位，因为他确定自己早晚会得到更适合的教席。（57）另外一个来自官方的支持，并没有带来多大的裨益，却也聊胜于无。它与宫廷图书馆（Schlossbibliothek）的馆员职位有关。这个图书馆的主体是大学图书馆，使用的频率并不很高。康德在1765年11月提出申请，1766年2月获聘，年薪是62塔勒。（58）这个图书馆每周有两次开放时间，分别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一点到四点。前任馆员留下了一座杂乱的图书馆。康德与他的上司（腓特烈·博克[FriedrichSamuelBock]）必须把所有的藏书重新整理一遍，并且一一核对目录，那本身就是个繁复且耗神的工作，但更难堪的是，这个图书馆在冬天没有暖气。馆员康德因此在大半年里一个星期当中有六个小时必须待在阴暗的空间里，手指冻僵了，墨汁也结冰了，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字。即使在哥尼斯堡漫长的冬天里没有什么访客，他也必须坚守岗位。但另一方面，这笔新收入改善了他“十分困窘的生活”。（59）
这份薪水让康德在1766年有能力可以搬家。他一直很不喜欢在住处附近的普瑞格河上往来的商船，以及来自波兰的货车进城时的喧闹。因此他搬到出版商康特尔的房子里。（60）他的大房子（有人说它是旧市政厅）有客房、康德与其他教授的讲堂，以及给学生住的房间。康特尔的书店也在这里，气氛很像咖啡屋。康特尔不只卖教授们阅读的书，也发行《哥尼斯堡学者政治报》，教授甚至学生在特定的时日可以免费阅读。哥尼斯堡的知识分子把这个书店当作文化的重镇和聚会的地点。外来的访客通常把它当作第一个参观点。从1768年开始，书店里渐渐挂满了哥尼斯堡及普鲁士各地在文化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画像，包括门德尔松、希佩尔、舍弗纳、林登纳，当然还有在康特尔的出版社出过一些书的康德。（61）住在康特尔的房子里，对康德而言，还有其他的好处，例如他可以借出所有他想要的书，带回自己的房间。有时候他在一本书印刷之前就可以读到手稿，而且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对文献的最新发展以及社会的新话题都了若指掌。
诗学教授的职位在10月24日由林登纳拿到，他是康德从学生时代以来最好的朋友。康德自己似乎运用了他在哥尼斯堡的影响力，为林纳登争取到这个教席。（62）林纳登重返哥尼斯堡，对康德十分重要。在丰克死后，林纳登可能是他在学院中最重要的朋友。丰克不是个老实的丈夫，跟康德一样，他对风流韵事的兴趣至少与学术相当。林纳登对于艳事的兴趣则远不如文学。尽管有人会认为他的兴趣和康德当时的新性格很接近，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两人的友谊持续很久。原因之一可能是林纳登的神学观点。他后来成了哥尼斯堡的宫庭牧师以及哈曼的告解师。（63）整体而言，他和哈曼走得比较近，而不是和康德。
康德继续他繁重的授课工作。他教学生如何思考，不认为自己是在教系统性的哲学。1765年上学期的课程简介里，他宣称怀疑是最好的哲学方法。（64）他对选课的学生说，他要教的不是哲学（哲学是不可以教的），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
哲学教育的真正方法是如古人所谓的探索式的（zetetisch）方法（源自古希腊的zetein），也就是“探究”的意思，只有在某些部分里，经过熟练的理性，才能成为“独断的”（dogmatisch），也就是“既定的”（entschieden）。（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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