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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就曾说，“生命真正的愉悦”在于“把自己奉献给一个自己认为伟大的目标，在被废弃以前，把自己耗尽，宁愿是一股自然的力量，也不要成为自恋的、抱怨连连的一团麻烦，好似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尽责让你变得快乐”。康德的新性格便是来自类似的考虑。
这个颠覆造就了康德后来的成就。这也是其成熟期哲学的核心。这不表示康德把自己的生活机械化，以便完成他的整个事业。1775年，康德年过50以后，的确担忧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讲完他想说的话。但在1764年他还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他还不是很清楚自己想说的是什么。那么在他宣称自己已经拥有性格，并有意识地表述自己的新准则时，康德是否有自欺之虞呢？他的观点是否只是在合理化一个与自由选择无关的成长历程呢？这个历程是康德的生命中下坡的起点吗？的确有人这样主张，但这种讲法没有掌握到真正的问题。（29）有人说因为康德在40岁以后生活变越来越有规律，使得他的著作剧增，如此论断不完全是错的。但是据此认定“康德为了内在的生活而以独特的方式把外在生活给机械化，让周边的一切枯槁，以提升心灵中心的活力”，则是过于牵强而单纯化。（30）认为康德的性格哲学乃“其个人危机的惟一解决途径”的看法，与下述论点一样天真：“像我们的哲学家的自我设限（Grenze）的生活，始终是个有危机的生活。……是搁置了‘可能性’的生活，无法接受计划的生活。”（31）作为人类，我们（包括康德）当然可以计划我们的生活。这些计划可能没有照我们的愿望实现，但那是另一回事。
康德之所以重新发现准则的价值，其原因不仅只是在于逃避死亡、疑病症和绝望等等不愉快的经验，也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变化有关。在1764-1765年间，康德结交了新朋友。在他的新朋友当中，最重要的非格林（JosephGreen）莫属。格林是个英国商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来过哥尼斯堡。他与康德一样是单身汉，但他的生活风格与当时的康德完全不同。他没有被卷入五光十色的事件漩涡里，而是过着严守规律的生活。他分秒不差地随着时钟和日历过活。希佩尔曾写过一出戏，戏名是《像时钟一样的人》（DerMannnachderUhr），据说剧中的主人翁便是格林的写照。（32）“格林的性格很罕见，他以正直不阿且品行高贵著称，但有许多奇特的癖性——一个怪里怪气的人（whimsicalman）[原文是英语]，遵循着一成不变却令人莫名奇妙的（launenhaft）生活规则。”（33）格林作的是谷类与青鱼的贸易，另外也买卖煤炭与手工艺品。（34）在哥尼斯堡的英国侨民当中，格林是“最伟大的，最受尊重的商人”。（35）但他对于作生意的兴趣远不如“阅读关于新发明与发现之旅的书籍”，并且过着“隐士的生活”。（36）根据一个观察者的说法，他“与其说是个商人，不如说是个学者”，而他的教养也当然比一般商人高出许多。（37）康德会认为他的友谊特别重要我们自然不必感到意外。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康德在什么时候认识格林。可能是1766年之前，甚至可能早在1765年。在1766年，当格林因为商务滞留在英国时，舍弗纳在给赫尔德的信中写道：“硕士[康德]现在经常住在英国，因为卢梭与休谟也在那里，而他的朋友格林先生也经常在信中提起他们。”（38）两个星期之后，他向赫尔德谈起休谟与卢梭的轶事，显然是来自格林写给康德的书信。有一个说法是，格林与康德第一次见面是在美国大革命的时候，而他们的关系则是对那个事件的激辩以后建立起来的。康德站在美国那边，而格林则为英国辩护。（39）这当然不可能是事实，虽然他们辩论的主题可能是先前美国革命的最后导火线事件，亦即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导致该年8月发生在波士顿等地的动乱，迫使英国议会在同年撤回该法案。（40）这表示康德与格林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765年夏天。确定的是，他们在1766年已经成了挚友，从那个时候开始，康德成了格林家中的常客。他们的相聚时间的规律性，起初是因为英国人的准时性格，不是因为康德。据说，邻居可以根据康德傍晚离开格林家的时间来对表：访问的时间在七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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