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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蜕变后的康德也在别的方面与从前不同。这个变化也是准则带来的。在一段很少见的自传性文字里，康德告诉我们：
由于我的胸腔平坦而内陷，限制了心和肺的活动空间，使得我一直有“疑病症”（Hypochondrie）的倾向，在早年甚至有些厌世。但是想到我的胸腔阻塞可能只是物理的原因而无法改变以后，我便不再受其影响，以致于在我的胸部被压迫时，我的头脑还保持平静与快活。（20）
听起来像是心肌缺氧所造成的胸痛。由于这个症状直到1768年才由伦敦的医师赫伯登（WilliamHeberdeen）仔细诊断出来，我们可以假定，康德对于自己的病痛的描述，不会早于1768年，虽然康德可能在以前就已经这么想了。
康德认为要避免疑病症的苦恼，就应该从事“日常工作”（Tagesordnung），并专注于我们必须完成的事情上。这时，我们的准则应该是：专注于别的事情，特别是哲学问题。康德确信，如此我们便能克服经常容易陷入的恐惧，规律是心灵健康的根源。依循准则的生活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有益”的。（21）
虽然疑病症早在古代即有记载，在18世纪却是尤其时髦的疾病，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流行。（22）“历史上一般认为它与忧郁症有关，后者是人类的四种倾向之一，是很常有的特质。”（23）里查德·伯顿（RichardBurton）在其1621年问世的杰作《忧郁之剖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中列举了许多不同的忧郁症，而“疑病忧郁症”只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它的起因“在于肠、肝、脾或者横隔膜”，又名“空气忧郁症”，而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又根据器官的分布把它分成三类：肝、脾与肠膜忧郁症。（24）伯顿的书显然深受哈曼喜爱，康德似乎也知之甚详。从其《视灵者之梦》（TraeumeeinesGeistersehers）里提到的“空气忧郁”以及关于“脑部疾病”的文章，至少可以提测他对于伯顿的概念并不陌生。在18世纪末，疑病症已成了常见病症，侵袭社会的每个阶层。
鲍斯威尔（JamesBoswell）与约翰逊（SamuelJohnson）也染患了这个病。约翰逊给鲍斯威尔的建议与康德给自己的建议类似：“保持精神上的忙碌，经常运动，生活要有节制，夜间尤应避免饮酒。”疑病症可能只是一种疑心病，但它经常不完全如此。它也不应该只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这也是康德的想法。虽然疑病症与想象力有关，而且受到病患的心情相当直接的影响，但它是“会迅速蔓延到整个神经系统的恶疾，不管发病的主要部位在身体的哪个部分，都会在灵魂的栖身之处布满忧郁的黑雾”，患者觉得所有听说过的疾病都会发生在他身上，他会不断谈论自己的痛苦，并且嗜读医学书籍。然而，“在别人面前，他有时会心情很开朗，经常开怀大笑，吃得很多，看起来与健康人无异。”（26）如果他突然有个奇怪的念头，使他在别人面前突兀地大笑，或者“如果接二连三的邪恶想法在他心里引起为恶的冲动（Trieb），如果他很焦虑，且担心克制不了自己的行径（虽然他到最后并没有失控），那么他的状态便很像是个疯子，虽然他没有真正的危险。这种疾恶的病根不深，有时候会自己消失，有时候藉药物可以解除。”（27）康德的话不是凭空杜撰的。在声称疑病症同时有心理与生理层面时，他似乎就是在说他自己。
康德并不是因为杞人忧天才隐约感到不安的。他不只是在没病的情况下以为自己有病；这种感觉还有潜藏在心理学因素。他确实有“几近厌世”的念头，使他呼吸不顺畅并使心脏工作困难的胸腔，或许和那些念头有实在的关联。他有轻度的脊椎弯曲的困扰，他的肌肉无力而且发育不足，他的骨质相当脆弱。他很容易过度劳累，后来（1778年）他曾说，他其实没有生过病，但是身体也从来没有真的很健康。他是既健康而虚弱的人。他认为自己能够在这么不稳定的条件下得到支撑，完全靠“规律的外在与内在生活”。（28）
他的纤弱身体也非常敏感。他就曾经提到自己“神经很敏感”。因此当外在的环境发生小小的变化，他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是故，他从早年开始便很注意身体的需要。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忧虑，当然也带来其他的困扰。康德的确是个忧虑的人，但因忧虑或恐惧引起的不适，并不一定是无害的。康德克服它的方式，亦即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似乎自古至今都是有效的办法。但是当人们反省自己的忧虑或恐惧，似乎只会放大它们，结果适得其反。康德严格的自我管理，或许只是保持心理卫生的简单且幼稚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认为自己有身体力行的必要。选择这个生活模式不是因为贪图安逸，而是有实际的需要。如果一个人投入他的工作以排解忧虑，长期来看，似乎更加有建设性，至少以康德的例子来看是如此。这种生活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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