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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康德约在40岁时经历了这样的重生。那是康德有意识地摆脱以前的“声色犬马的漩涡”的结果，也是博罗夫斯基所谓的“所有认识康德的人们都熟知的本来面目”的源头：“持续努力让他的行动遵循那深思过的、或至少是他相信有理由的原则。”他努力要“建立某些准则，无论事情的大小轻重，作为一切行为的起点以及依归。这些准则渐渐地与他的自我融合在一起，以致于他的行为甚至在无意中也成为准则的自然流露。”（11）对他的学术生命里许多典型的“巧思”而言，有其重要意含。它们的功能在于支持一个普遍性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本身还有待完成。
他在赫尔德离开哥尼斯堡时给他的劝告，不久以后或许就应该收回了。把康德的颠覆与重生视为“生命危机”的结果，这个说法并不为过。（12）如果康德的性格的确立恰好发生在40岁，那么它也恰好与其生命的许多其他的重要发展重叠。
首先，在1764年他的社交圈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搬到市郊并自己种植胡萝卜与洋葱的基普克，和康德再也不似从前那么亲密。根据哈曼在1761年的说法，基普克“正在其庭园中盖房子，任其学术工作荒芜多日”。（13）这同时也波及了他的学术圈里的交往，而且，他似乎再也没有真正回到原来的岗位。他的庭园似乎使他心满意足。基普克对于学术讨论不再有任何贡献。他与康德的兴趣差异如此之大，以致于彼此已经无话可说。
更重要的是在4月，就在康德40岁生日的前几天，康德最要好的朋友丰克猝逝。他的整个朋友圈发生了大骚动。哈曼在4月21日（复活节的前夕）说，为了谁来安葬他的遗体，他们几乎发生口角的冲突。普鲁士人与库尔兰人（Kurlaender）都坚持自己才有权利安葬他。康德，一个普鲁士人，被委以筹设追思会（Ehrengepraenge）的工作，但被官方禁止。双方都没有得到举行集会的许可。后来丰克在夜间安葬。希佩尔，一个库尔兰人，作了一首挽诗。哈曼认为“另外一边”，也就是以康德为首的普鲁士朋友，也应该比照办理。我们不知道普鲁士的一方是否配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事件并没有让康德稍减忧思。
我们不知道他有多悲伤，但由于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相信他内心痛苦万分。他的40岁生日不会是个愉快的生日。他的哀悼方式与一般人大致没有什么不同：拒绝接受事实，产生罪恶感，更重要的是，想要和悲伤以及他自己的生命妥协。对他而言，失去了这个朋友的意义，比任何人的过世更重大。无可否认的，丰克的死让他深刻反省了生与死与“真正的价值”，而这样的道德经验可能是“重生”或者“厌烦了本能的摇摆以后……突然的引爆”的关键。因为丰克的死，使得1764-1765年间的阶段对康德的确非常重要。
不可忽视的是，康德对于性格的起源的解释，带有宗教的（甚至敬虔会的）寓意。在另外一段说明重生的必要性的文字里，他明确地以敬虔会的宗教皈依来比较。这个解释方向显示康德其实很了解敬虔会甚至正统派对于重生的看法。他区分两种“皈依理论”（Bekehrungslehren）：施佩纳—弗兰克（Spener-Francke）与莫里亚维安—青岑多夫（Moriavian-Zinzendorf）。他认为两者都有神秘主义倾向，都认为超越感官者即超越自然，他们主张说，无论是要成为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式的生活蜕变，奇迹都是必要条件。（14）
然而，把康德的转变看作是宗教的皈依，也是不对的。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倡的是道德方面的答案。事实上，他主张人要能够蜕变，道德是“惟一真正的途径”。（15）他主张说：“在我们里头有某种东西，只要我们发现了它，从此就不会停止对它的好奇。它把人类提升到尊严的概念高度，而在我们把人类当作经验对象时，是不会想到这一切的。”（16）后来在《学科的争论》（StreitderFakultaeten）里关于道德重生与性格的描述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在1764-1765年间的康德那里还看不到，但就其实质与该主题的一般特质而言，与早期的看法基本上是兼容的。在性格确立后，我们成了一个“新人”（neuerMensch）；我们根据准则重新塑造自己。在这个意义下，康德的立场比较不像是认为德行是自然天赋的卢梭，而比较接近认为我们必须透过教化将自然的性向转变成道德的休谟。（17）对康德来说，德行是人为，不是自然。我们必须以到现在为止的人生材料去重新塑造自己。虽然康德的“新人”的理论，听起来有基督教的色彩，却也有明显的斯多亚学派的元素。事实上，人类以性格克服情感和激情的波动，了解道德法则为人类带来超越其他动物的尊严，并且藉由准则去规范自我，所有的这些层面都显示康德的性格论比较接近基督教前的哲学，而不是敬虔会的。（18）即便是“理性、安详且不动摇的心境”的柏拉图理念，都比当代的基督教更贴近康德的想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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