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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浪的搁置判断的准则，对康德始终很重要，我们可以从赫尔德学生时代的笔记里看得出来：
皮浪的确是个有贡献的人。他组织了一个教派，走出不同的道路，并打破一切成规，皮浪：普遍性的教义（除了数学以外）都是不确定的。他的后继者更推进了一步。苏格拉底似乎有皮浪学派的色彩。那些使我们快乐的原则必须被采纳。他是个务实的哲学家。（145）
他还写下：“皮浪主义的‘我不清楚！’（nonliquet!）是充满智慧的神谕，似乎意在阻挠空洞的钻牛角尖，并让我们对它感到嫌恶。”（146）这些段落不仅显示康德接触过皮浪主义，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他并不完全排斥它。事实上，皮浪还被肯定为“有贡献的人”。相较于苏格拉底，他认为皮浪的“不确定原则”是有益的，因为它阻止我们陷入某种无谓的知性思考。康德更指出怀疑主义有道德的目的。另一个重点是，在笔记里，休谟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康德眼中的哲学角色完全是否定的。他似乎同意休谟的看法，主张“目前的任务仅仅是阻止事态更加恶化。如果它有道德的作用，也只是间接的”。（147）康德赞许休谟的理由与赞许皮浪的理由并无二致，对他而言，两者的重要性皆在于他们示范了如何落实怀疑论的准则，亦即搁置形而上学的判断。
康德有多么重视怀疑主义的方法，可以从《视灵者之梦》里看到，那或许是怀疑主义色彩最鲜明的著作，他说即使他无法窥探自然里的秘密，也“有足够的自信不畏惧犀利的对手……与他共同寻找反证。在学者当中，反证是揭穿对方的无知的技巧”。（148）再者，他接着尝试证明我们对于灵魂或灵性存在者其实一无所知。“理智世界”（mundusintelligibilis）是不可知的。
因此他相信自己有理由对于形而上学的这个部分采取强烈的怀疑主义立场，并宣称从此将把灵魂的问题搁置一旁。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大领域将不再使他感到兴趣，至少是他在1765年的想法。
康德在1766年4月6日致门德尔松的信里承认，虽然他重视形而上学，不认为它琐碎或无关紧要，但“在其中，库存的待价而沽的知识最好褪下独断的外衣，而我们更应以怀疑的眼光审度它。”（149）贝克非常中肯地把康德的这个阶段称为“拟似休谟主义时期”（quasi-Humean）。（150）康德试图以真实的怀疑主义者的方式提供他所谓的“预备学”（Propadeutikum）或者以更专门的怀疑主义用语来说：“卡塔克蒂孔”（catarcticon）。他很清楚，通常“卡塔克蒂孔”和它所清除的秽物会一起被排出体外。
康德不仅自始就不算是正统的沃尔夫主义者，而且他也未曾成为心悦诚服的经验主义者。他的两个早期的学生都极力澄清说，康德无论在何种意义下都不是“追随者”，而是走自己的路的人。就如同赫尔德所说的：“对于任何值得追求的知识，他都不会无动于衷”，在一切可能的地带寻找真理，不囿限于任何个别的系统里。康德是个“折中主义者”，跟那个时代里大部分的人一样，是个独立思考者。亨利希（DieterHenrich）认为：“在沃尔夫的‘普遍实践哲学’（philosophiapracticauniversalis）与哈钦森的道德哲学两者的对立当中，康德意识到18世纪中叶伦理学的情境。而其伦理学的第一个独立的论述，就是源自对于这两个哲学家的批判。”（151）虽然这个看法不完全是错的，却也没有一窥全豹。在日耳曼，沃尔夫伦理学与哈钦森伦理学的直接对立并不存在。日耳曼的思想家并不准备完全舍弃沃尔夫风格的形而上学，却承认传统的沃尔夫论述有严重缺失，因为它忽略了感觉的层面。他们发现英国哲学也有其贡献。因为相关的著作不仅在日耳曼的报刊上有详细的评介，而且大部分都迅即译为德文，许多日耳曼的思想家都得到了发现问题或研究方向的依据。在洛克、莎夫茨伯里、史密斯、弗格森（Ferguson）以及其他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发现有待解答的问题和需要解释的观察，如果古典路线的德国哲学还要往下走的话。这些问题似乎大都与“感觉”的分析有关，其背景可能是理论的、伦理学的或美学的，而“道德感”的问题是其核心。许多德国人认为英国的理解可以融入理性的解释而没有实质的损失，因此他们的基本任务，便是说明沃尔夫的“理论”如何涵摄英国人所发现的（显然颠扑不破的）“事实”。如此，许多哲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只是把英国人的“观察”整合到完备的“理论”里。
就如门德尔松在关于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所著的《我们崇高与美观念起源的哲学研究》（APhilosophicalEnquiryintotheOriginofOurIdeasoftheSublimeandBeautiful）的书评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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