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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与他人的所有意见感到极度冷漠，数度翻转自己的思想体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审视，以期把握到可以如实演绎出体系的观点。
康德不仅怀疑其他人的哲学理论，也怀疑自己的尝试，承认他自己还没有找到可以接受为真理的观点。在同一封信中他又说：
自从我们分离以来，我为许多其他见解开启了一些空间。我着眼于认识人类的天赋和倾向的真正目的与界限。我相信在道德的领域里，我终于有一些进展。现在我正在着手一部道德形而上学。我相信可以指出明显且有开创性的原理，以及应该采取的方法。到目前为止理当可行却一直没有结果的努力如果将来要有进展的话，就必须依循在此开展出来的知识。（138）
他虽然为伦理学找到了比较稳定的基础，但在这个领域里，他也完全没有安全感。他在态度上明显充满了怀疑主义者的保留。
康德从来就不是一个衷心的怀疑主义者，但他对自己的思想探险的确有某些怀疑，因此厘清康德的怀疑是什么，对我们可能会有帮助。如果我们将怀疑主义理解为“在某一类命题的当中，命题里的每个环节，就某个方式或程度而言，都是可疑的”；如果我们把每个学说都视为由一套命题组成的，则我们可以将怀疑主义划分成“认识论的”、“伦理学的”、“神学的”与“形而上学的”怀疑论。其中的每一种怀疑主义有其学说的局限性，并不必然指一般所理解的“全面”（globalem）的怀疑论。甚至于某种形式的怀疑主义也不必涵盖整个学说，因而可以局限在次领域里的命题组。不同形式的怀疑主义也可以根据怀疑的程度去区分。例如一个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者可能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知道某种主张是否为真，或者他也可以怀疑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知道某种主张是否为真。康德在1768年的苦思显示，就某些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主张而言，他是个怀疑论者。他甚至可说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全面怀疑论者，不再有任何“依附”。然而，他的怀疑主义似乎不是特别彻底，因为他不认为形而上学是根本不可能，而只是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形而上学体系。他对理论形而上学的怀疑比道德形而上学来得强烈。虽然他没有怀疑是否可能建立关于道德判断的有效性的科学理论，但是对于背后的形而上学解释，却一直感到不安。这个不安可以理解成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或者对于形而上学方法的怀疑主义。（140）
康德在1770年11月2日写给兰贝特的信里，为他过了四年都没有回信道歉。他的理由是：在他“获致这门科学（形而上学）清楚的轮廓并认识其确切的方法以前”，无法下定决心写信给他。（141）他说直到一年前，亦即1769年，他才找到这个轮廓以及对应的方法。如此看来，康德在批判哲学初试啼声以前所面对的，是方法论的怀疑主义。
对康德而言，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温和怀疑主义，是其批判哲学的初期特征。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常见的关于形而上学发展的描述看得出来，这些描述可以说是对其发展的类似自传的写照。所以他声称“朝向纯粹理性的第一步，也就是所谓的婴儿期，是独断的。第二步……则是怀疑主义的，展现了因为经验而变得谨慎的判断力。”（A761=B789）。而第三步便是他的批判哲学。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里，他主张形而上学的规则首先是“武断”和“专制的”，在其中，“内在的龃龉”以及“像游牧民族似的怀疑主义者”经常会挑战其规则。“最近”，洛克曾尝试结束形式的独断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争论，但是没有成功：
如今，大家相信一切的方法皆已试过，结果仍是徒劳无功。在科学界里充满厌倦和无所谓的气氛，是为混乱与黑暗之母。然而那也是改造与启蒙的根源和前奏，在科学因盲目的努力而晦暗、错乱、一无是处之后。
对康德而言，这种无所谓“不是轻率的结果，而是一个时代的成熟判断力，再也不愿意被似是而非的知识所惑。”（AXI）（143）在他的眼里，这是情况即将好转的前兆，是“纯粹理性批判的法庭”的必然序幕。（AXII）康德最晚在1768年就到了无所谓的阶段。
然而，这种“无所谓”或“方法论的怀疑主义”不限于康德在1755-1768年间的发展末期。怀疑主义式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于（古代与现代）怀疑主义传统的尊敬，自始便在康德的思想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值此，他在很早期（约在1752-1756年间）的反省里认为，许多意见的相去河汉，是怀疑主义的诱因。他公开支持“理性的皮浪主义”，其基本原则为：只要审慎的原则没有要我们遵守某些规则去行动，只要还有明确的反对理由，只要没有作决定的必要，那么就搁置作决定的判断吧。（144）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完全满足这个基本原则的三个要件，我们相信康德也完全意识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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