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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康德最贴近经验主义的时候，他在道德与宗教方面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并没有改变，因为那始终是他思考活动的背景或者根基，理性心理学或神学方面的思辨依然是他的爱好。差别只有一个：从前的科学主张和阐释，现在被视为个人意见和主观的证明。尽管如此，它们并不因此而不像从前的主张那么确定。（131）
这就是大部分对于批判哲学的诠释的基本图像：康德刚开始的时候，大致上是个正统的沃尔夫主义者。然后他也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始终没有渗入其哲学信念最深层的结构当中。康德的内在核心一直是理性主义的。
某些学者想办法修正阿迪克斯的概略描绘，把康德的哲学发展区分出更多的阶段和次阶段，谈及许多不同程度的“倒向”（Umkippungen）或“翻转”（Kehren）。大部分的学者沿袭阿迪克斯的看法，认为康德在1755-1769年间是从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某种经验主义。但对于何人在何时以何种程度影响康德，则是众说纷纭。并非所有人都接受阿迪克斯对“理性主义”的强调，有部分的学者甚至指出，经验主义对早期的康德有不容小觑的重要性。（133）此外，由于学者们分别以形而上学方法问题、空间问题、自我的本质、因果关系的问题、存在的概念、上帝的问题、道德（或美学）判断的问题为讨论的轴线，因而也会作出不同的阶段划分，对于外在影响的重要性，也会有不同的评定。关心形而上学问题的人们，一方面强调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克鲁修斯与休谟的重要性。关心道德问题的人们，则着重于康德早年的敬虔会背景，或者“道德感”学派在60年代早期对康德的影响，以及卢梭从1764年起在康德思想里留下的深刻印象。因此，有多少个学者在讨论康德早期发展的细节，就会得出多少种不同的构想。他们在康德身上看到的改变，经常只代表他们自己愿望的投射，并非事实证明的结论，弗莱斯肖韦尔（Herman-J.deVleeschauwer）说得没错：
赞美康德卓尔不群的天才，却又说他每十年就推翻自己的想法，像个昏头昏脑的傻瓜似的，无法掌握自己的思想方向，这就足以证明他们犯了很基本的矛盾。然而大部分的康德传记，似乎心满意足的接受这种矛盾。（134）
对于康德在1769年以前的发展历程，至今仍然莫衷一是。种种解释蕴含的矛盾，证明没有任何既有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
共识无法形成的原因之一，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些名词未经批判与反省的使用方式。虽然这些名称在用来指涉17世纪哲学讨论的轮廓时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但是如果要用来有效界定该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们，则显得不够精确。（135）贝克莱（Berkeley）是个“英国经验论者”，或者像某些人主张的，是个“爱尔兰的笛卡尔主义者”呢？在什么意义下，洛克是个“经验主义者”呢？最近的讨论显示，即使他是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经验主义；而沃尔夫也不能算是“理性主义”的典型。或许把沃尔夫的哲学称为“杂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元素的混合体”不甚公平，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可能很一致地把他归类于其中之一”。（136）对于和康德同时代的人们而言，这种情况更甚于往昔。
康德在接受哲学训练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沃尔夫哲学的界限，也从未毫无保留地接受它。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不但违反其时代精神，也与康德的自我认知相悖。狄德罗曾在《百科全书》赞扬说，“折中主义者”不屈从于任何大师理论，而批判性地探索各种学说，只接受自己的“经验”（experience）与“理性”（raison）见证的事物。在康德的年代里，大部分重要的日耳曼思想家都希望成为这个意义下的“折中主义者”。他们志在成为为科学及人类服务的独立思考者（Selbstdenker），而不是某个教派的成员。虽然他们所受的教育多少带有沃尔夫的精神趋向，但绝不是正统的沃尔夫主义者。就此而论，康德也不例外。就像其他当代人一样，他勇于独立思考。因此，界定早期康德究竟为“经验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讨论，不必过度认真看待。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康德“前批判哲学发展”这样的概念还蕴含着另一个可能更深层的难题。为了能够一致地解释任何一种发展，我们至少要对某个过程的结果有若干了解。我们必须能够指出，何者算是在发展当中“朝向”目标的步骤，何者是“偏离”的举止。只有在我们知道何谓目标的达成以后，才能够追溯发展过程的每个阶段。然而，对于早期康德的发展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目标。他的批判哲学（就像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是突然、坚决且彻底地改变哲学取向的结果，而不是长期且专注的探索的果实。（137）因此我们只能在概括且笼统的意义下去谈论康德的早期“发展”，否则只会徒增误解。在所谓前批判时期接近尾声之际，亦即在1768年5月7日，康德向赫尔德坦诚自己“没有任何依附”，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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