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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格舍恩的绯闻还没有为哥尼斯堡的骚人墨客提供足够的闲聊的话题，那接下来还有更多：不久之后，康特尔的太太也对丈夫不忠。康特尔一时之间成了整个哥尼斯堡的笑柄。在这种情况里，好心的忠告自然络绎于途。克里肯德（Krickende）曾在前往柏林的路上遇到康特尔，后来在写给舍弗纳的信中声称“他不应该如此频繁的旅行”，因为“如果丈夫不在家的话，年轻貌美的太太迟早会出事的”。（100）希佩尔就没有这么客气：“这个女人让我认识到了一个真理：笨女人比聪明的女人容易诱拐，后者比较有荣誉感，情绪也比较平稳。”（101）
如果康德在这个丑闻发生以前还有一点点结婚的念头，那么现在他可能再也不考虑了。玛丽亚似乎在他对女人与婚姻的看法中留下了烙印。至少我们知道希佩尔就是在这些事件中形成了他的定见。他在《论婚姻》（AbhandlungvonderEhe，1769）写道：“事实上只有三种人适合结婚：傻瓜、恶棍和牧师。牧师习惯受缚于义务，恶棍希望他的太太不贞，傻瓜则相信他的太太是忠实的。”（102）他自己在一年前就已经决定一辈子不结婚。他的心意是如此坚定，使得他认为“很难解开这个结”。（103）希佩尔也确实没有再改变他的想法。康德对于婚姻的保留的态度，似乎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形成的。1770年3月，他似乎有要结婚的意思。希佩尔在该年写信给舍弗纳说他遇到康德，“不是很确定”即将获聘为数学教授的他，“不会在下一分钟变成新郎，因为有人说，他现在已经不完全排除踏出这个很不哲学的脚步的可能性。”（104）但这一步康德始终没有跨出去。他那时候已经46岁，而且看过了朋友们的教训，他对婚姻的感觉充满矛盾。无论如何，我们从他的人类学课中知道他相信“少妻主宰老夫，少夫主宰老妻”。（105）在当时的社会习俗下，他似乎不会有什么美好的前景的。
康德订下了这个准则：“一个人不必结婚。”其实，每当康德想要说明准则可以接受很少数的例外时，他就会说：“规则仍然不变：一个人不应该结婚，但是这对可敬的夫妻是例外。”准则可以有例外，而且不仅仅是就与婚姻有关的规则而言。然而就如同很可敬的婚姻才能构成例外，一般而言，准则的破坏只能在非常少的情况下才能够被容忍。康德的话是引自一个名叫里竭（Richey）的人。他在1741年写了一首诗，藉由充足理由律证明一个人不应该或者“不必”（mussnicht）结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康德把“不必”又改成“不应该”（sollnicht）。（106）
在这些年里，康德在哥尼斯堡的文学世界里寻找寄托。他陆续认识了当地的后起之秀和成名的作家。哈曼是核心人物之一，他和康德很熟，虽然两人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与丰克亦师亦友的希佩尔是赫尔德最衷心的敌手，在当时与哈曼是好朋友，与康德却也颇亲近。康德在学生时代的朋友林纳登，在1765年回到了哥尼斯堡。这位诗学教授是否跟康德一样热情推崇里竭的诗，值得存疑，但是两人对于德国文学有许多看法类似。在1761年出版前卫的诗集《格雷库尔特》（álaGrecourt）的舍弗纳，在1765-1766年间，担任哥尼斯堡市议会的书记。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希佩尔最好的朋友，（107）在离开哥尼斯堡以后仍然与他保持联系。他曾写道：
因为我每年圣诞节与复活节都会拜访希佩尔，所以也在他那里重温与旧识康德的友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康德在聚会中如何驾轻就熟地把严肃与风趣融合在一起。我们在七八个夜晚，与他有几次相当愉快的谈话。在这里，我也跟熟识的哈曼有了更深的交情……希佩尔这个人有坚定不移的性格以及一颗温暖的心。由于他拥有无边的想象力，是同时有赤子之心和男性热情的奇怪混合体。他从来不曾试图掌握别人，也不说教，对于年轻而有可塑性的朋友而言，他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力。他的家是一个混乱的弹药库。（108）
舍弗纳曾经尝试与康德分享他的兴趣，但是最后徒劳无功。他在给赫尔德的信里提到康德“过于懒惰”，不愿仔细读胡阿尔特（Huartes）的书，也不愿与他共同撰写赫尔德的《新德意志文学断片》（FragmentenueberdieneueredeutscheLiteratur）的书评。（109）康德自己有别的计划。他对于批评书籍与体系的工作已经不感兴趣，对于哲学思想本身的批判则兴趣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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