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或许是因为住在书商康特尔的房子里的缘故，康德“被引进一个正在成型的文学圈，而他们的某些反省可能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新观念”。（78）它又称作“知识社群”或者“知识圈”。希佩尔说，长期会员有洛索（Lossow）的上校，他是“会长”，蒂勒（Thile）的女伯爵是理事，另外还有硕士康德、雅各比夫妇，还有铸币师格舍恩（Goeschen）。“非长期会员也为数可观。”（79）希佩尔说他自己只去过一次聚会。知识圈中的某些会员除了正式的聚会以外，也有非正式的会面，并连络自己的朋友前往。其中大部分的人（若不是全部的话），希佩尔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中已经见过。希佩尔对于这个公开的学会的冷嘲热讽，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加入比较神秘且政治性的“共济会”（BundderFreimaurer）。虽然康德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他的许多朋友都是会员。
“文学圈”在18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非常风行，大部分的文学圈很像是比较大型且正式的读书会。在公立图书馆阙如的环境里，读书会的成立与书籍杂志相当昂贵有关。读书会的会员可以读到更多的书籍、杂志与报纸，而通常那些花费是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的。团体订阅是主要的好处，但文学的辩论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当然，他们的读物不完全是文学性的。读书会的使命之一是让会员得以吸收实用的知识。读书会有“民主的组织结构”，“其最高的决议机制是会员大会，至少每个月开会一次，……除此之外，一般还有选举产生的委员会，设有主席、总务及秘书。”（80）一视同仁是该组织的基本精神，阶段与头衔不很重要，虽然它们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读书会是启蒙精神的实践，因此也有其严肃的意义。亨丽埃特·赫兹（HenrietteHerz，1764-1847）是马库斯·赫兹（MarkusHerz）的夫人，她在晚年回忆说：“当时的读书方式与今日不同。”在当时阅读是“团体性的”，并非每个人都得买书；大家读同样的书，并互相讨论。“我们的目标是自我教育（sichzubilden），这个概念现在几乎是个嘲谑的用语。”（81）由于这是大家的目标，所以知识水准较高者甚至有名的学者，不觉得教导一般的百姓有损自己的尊严。“他们经常对着参差不齐的社会大众发表现在的学者只对学生及其他学院同僚提出的理论。”（82）康德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必要。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得出来，启蒙对他而言是如何严肃的运动。他的学生马库斯会以同样积极的态度参加读书会，是其来有自的。而柏林的读书会，特别是亨丽埃特与马库斯所属的读书会比康德参加的组织更受重视，则可能纯属偶然。
哥尼斯堡的读书会与康德的朋友圈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与一般读书会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圈“在性格上是小众文学、或是学院哲学的讨论空间，在那里最常见的是松散的闲谈话或学术性的讨论。”（83）这样的文学圈是娱乐而不是工作，而在哥尼斯堡也理应是如此，他们聚会的情形如何，我们从希佩尔在那个时期里的信里面可以看出端倪。在1767年的某日，他在致舍弗纳的信中写道：
林登纳教授演出了《庄严弥撒》，并请威尔教授、阿蒙、康德、哈曼、敝人与康德尔先生吃晚餐。在腓特烈斯坦家里，W君真是如鱼得水。他像王子一样快乐，像酒神诗人一样的幽默。接下来的即席模仿，他演得如此传神，使得我迫不及待地想观赏他在剧院的演出。K君虽然跟我提到过他的新剧，但当时听起来不觉得怎样。根据康德与格舍恩的说法，W君平时相当拘束，但在我看来他只是有点乡巴佬而已。康特尔的太太显然对于大家每天在她的家中吃吃喝喝相当不耐烦，恶狠狠地大发脾气。（84）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