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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恩斯特·博罗夫斯基（Ludwig Ernst Borowski，1740-1832），康德最早的学生之一，终生与康德维持良好的关系。晚年，博罗夫斯基成了普鲁士路德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是后期康德的常客，他是三部“正式”的康德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但没有参加康德的葬礼。
阿道夫·弗朗茨·约瑟夫·冯·巴齐克（Adolph Franz Joseph von Baczko，1756-1823），70年代的康德学生（并且是克劳斯的朋友）。虽然他失明了，却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由于是天主教徒的关系，无缘成为哥尼斯堡（Koenigsberg）大学的教授。
雅各布·西吉斯蒙德·贝克（Jacob Sigismund Beck，1761-1840），康德早期最知名的追随者之一，在哥尼斯堡求学，受到克劳斯与康德同等程度的影响，1793-1796年间，发表了一部诠释康德批判哲学的作品。他自始便是个正统的康德门徒。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判断批判哲学的惟一可能立场》中，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颇令康德不悦。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来到了哥尼斯堡，并在该地写下了《一切天启之批判》（1792），康德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其得以出版。该书匿名出版之初，还被认为是康德自己的作品。在康德披露其作者身份之后，费希特声名大噪。后来，费希特“超越”了康德，严厉地批判康德哲学，令康德愤恨难消。
约翰·丹尼尔·丰克（Johann Daniel Funk，1721-1764），哥尼斯堡非常有名的法学教授，青年时期康德的好朋友。他过着放荡的生活，对希佩尔有决定性的影响。
约翰·尤利乌斯·格舍恩（Johann Julius Goeschen，1736-1798），1760年来到哥尼斯堡，旋即成为康德与雅各比一家人的好朋友，是铸币局的技师，后来升任局长。他与玛丽亚·夏洛塔·雅各比传出恋情，在她结束前一段婚姻后，便与她结婚。在婚礼后，康德虽然不再踏进他家一步，对他们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
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1727-1786），哥尼斯堡的英国商人，康德最亲近的朋友。希佩尔的《像时钟一样的人》，描写一个在生活上严格遵守准则并永远准时的人，据说便是以格林作为模特儿。后来的作家把这品格格描述转移到康德身上。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康德（与格林）的好友，在哥尼斯堡出生、受教育，又称为“北方的魔术师”。他是18世纪后半叶德国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由于他倡导非理性主义的信仰理论，与流行的启蒙哲学相对立。同时他也是“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的导师。赫尔德于1764年离开哥尼斯堡之后宣扬了他的思想。
约翰·戈特利布·赫尔德（Johann Gottlieb Herder，1744-1803），60年代初期康德的学生，受哈曼与康德同样的影响，并成了狂飙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对德国前浪漫主义的思想家有深远的影响。在康德匿名写文章严厉批评他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之后，赫尔德便转而反对他的老师。
马库斯·赫兹（Markus Herz，1747-1803），康德最重要的学生之一，在康德就职论文答辩时担任他的答辩人。1770年移居柏林。以后成了康德重要的通信对象，赫兹在柏林是个执业医师，并且在当地讲授康德哲学，使重要的政府官员对于康德很有好感。
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1741-1796），哈曼与康德的朋友，后来成为哥尼斯堡的市长。他写过许多有趣的剧本与小说。与康德及舒尔兹一样，他也曾经是腓特烈中学的学生，在康德担任讲师的初期就读于哥尼斯堡大学，希佩尔与康德是朋友，但经常保持“礼貌性”的距离。
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Reinhold Bernhard Jachmann，1767-1843），1783-1794年间与康德过从甚密。他作为康德的助手，对发表最主要的哲学作品的年代里的康德知之甚详。雅赫曼与哥哥约翰·本雅明（1765-1832）与约瑟夫·格林及罗伯特·马瑟比往来密切。约翰·本雅明也是康德的助手，在求学于爱丁堡后，到哥尼斯堡行医。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是三本“正式”康德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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