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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夫斯基的传记尽管也重要，但不应与雅赫曼及瓦西安斯基的传记放到同一等级。而哈曼、赫尔德、希佩尔与舍弗纳等人的书简，又是比上述三部传记资料更好的文献来源。如果博罗夫斯基的说法和传统传记以外的文献有冲突，那么我们应该采信康德和当时人们的书信。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处理那三部正式传记时，应该不要忘了适当的怀疑精神，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更色彩鲜明、更有趣的康德。
自康德辞世至今的两百年里，并没有出现大量完整的有关康德的论述。虽然最近发表的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书目长达23页，列有483种资料，但绝大多数处理的都是琐碎的细节，即使最热中于康德哲学的人，也不见得感兴趣。（56）罗尔夫·乔治（RolfGeorge）在关于康德传记的最新评论里的结论是，实际上重要的只有“半打早期的回想录再加上后来的四部完整的传记”；其他的资料如果不是毫无用处，也只有边际性价值。（57）乔治的评判或许有点苛刻，有意义的传记资料比他所承认的还多了一些（很少一点儿）。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在数量上与合理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
更重要的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本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康德传。卡尔·福伦德1924年发表的两大卷《伊曼纽尔·康德：其人其作》（ImmanuelKant:DerMannunddasWerk）最接近理想的标准，不过即使是福伦德也没有真正想要完成这样的目标。（58）在某种意义下，他有更大的抱负。他并不想写一本只对哲学家与学者有价值的论著，而是想向一般的读者“亲切介绍得享天年的康德如何生活和思考”。在这两大卷本出版之前，他在1911年发表的略传《康德生平》（ImmanuelKantsLeben）在特点上也颇为类似。（59）马尔特在1977年第四版前言里表示，从1924年以后，关于康德生平的外部描绘，便不再有新资料出现，因而福伦德的作品或许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总结。（60）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福伦德的作品是衡量其他康德传记的试金石，而且的确超越了既有的相关文献。（6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超越福伦德，或者福伦德的作品已经囊括了所有可信的资料。事实上，福伦德所引用的资料，我们在今天大致上仍然可以找到，而且其中有许多资料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施塔韦哈根（KurtStavenhagen）于1949年发表的《康德与哥尼斯堡》（KantundKoenigsberg）证明了“七年战争”对于康德的成长过程的影响远超乎福伦德的想象。他还说明，年轻的康德与福伦德努力要重现的年老康德有多么的不同。福伦德的作品并没有太多原创性；他引用的文献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但总算还存在。最后，福伦德也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客观。他笔下的康德其实也反映了他自己对于文化和政治的观点。虽然他十分细心，但还是忽略了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一些研究侧面。再者，新资料也陆续被发现，勃兰特（ReinhardBrandt）、奥以勒（WernerEuler）、克列姆（HeinerKlemme）、波措（RiccardoPozzo）、施塔克（WernerStark）、瓦施基斯（Hans-JoachimWaschkies）的新作，都提出了关于康德生平的新理解。虽然我们对于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的行政角色无法充分了解，但较诸福伦德所知的或所透露的，已有更好的掌握。最后，对于18世纪普鲁士的历史背景更深入的理解，也使我们不得不修正福伦德及其前辈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研究康德的学者对于康德其人，总会先有个图像（至少是隐含的）。撰写一部康德传记，采用新证据，并且考量到一个世纪以后的读者的兴趣，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在英语世界里，情形更是如此。在此，除了斯塔肯伯格（J.W.H.Stuckenberg）在1882年出版的《康德生平》（TheLifeofImmanuelKant）以外，总共只有两种译作，亦即卡西尔（ErnstCassirer）的《康德的生平与思想》（译自德文）与古留加的《伊曼纽尔·康德的生平与思想》（译自俄文），（62）施塔肯伯格在撰写他的康德传记时，许多关于康德生平的重要资料都还没有出现，例如完整的康德书信集和演讲录，而且哈曼与赫尔德之间的许多通信，他也都毫无所悉，在他的作品完成后，许多的资料来源相继出现。虽然施塔肯伯格的作品仍然很有可读性，却已经无法符合现在的标准，另一方面，卡西尔的传记“并没有交代康德生平的细节”。（63）换句话说，它把重点放在康德的思想与著作上，对于康德的生活着墨甚少。那是康德的思想发展历程的一般性介绍，但不是完整的传记。古留加所作的传记可能是目前为止的英文资料中最好的一部，却不是很流行。这一部文笔颇健的康德生平，原先是为俄国的读者所作，对于前述两本英文传记而言，是颇有意义的“解毒剂”。但由于写作的观点对英语读者不免有些陌生，对于了解康德的生平与著作并不是那么有帮助。此外，它也不是完全可靠，而且过度强调康德与俄国思想之间的关联。
最近哲学家的传记少了很多，（64）主要与美国、澳大利亚与英格兰的哲学潮流有关。对于走分析路线的哲学家而言，思想家的传记与哲学完全无关，因为那与立场的真伪无关，也不会使论证更有力。虽然严格说来，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没有了背景知识（或者说空有时空错置的背景知识），却会使我们难以理解哲学家所要表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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