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传》 作品相关
《康德传》 前言(3)

    这还不是哈塞的书最坏的部分。它还让人怀疑起康德的人格，尤其他对待亲友的态度更是可议。哈塞指出康德每年都以可观的数字资助其亲人，却又表示他不曾在任何场合向别人“谈起”他们。他告诉读者，康德从来没有回答过与他的亲人有关的问题，而且当他的妹妹在他晚年来照顾他时，他还试图隐瞒她的身分，“虽然让人端桌上的食物去给她吃”。对于妹妹的悉心照顾，他表示感谢的方式是要求朋友“原谅她没有文化”。（21）总而言之，哈塞的《见解》是个奇怪的礼赞。无怪乎舍弗纳认为这本书品味低级，并且表示“把这么多琐事、细节与粗鄙的言行塞在寥寥几页里，真是不容易啊”。（22）另一方面，梅茨格却认为在哈塞充满歧义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康德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他自己的《论康德的性格与思想》可以说引申哈塞的《见解》正确的蕴涵。

    哈塞与梅茨格的作品却不是1804年的哥尼斯堡中仅见的传记文献。它们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很快就被康德的出版商尼古洛维乌斯（FriedrichNicolovius）的一项计划完全盖了过去。他搜集在康德生命的各个时期里交往的人们留下来的传记性资料而集结成书。尼古洛维乌斯并不人单势孤。其他人如舍弗纳等都助他一臂之力，以推动这个工作。这个集体行动的目标在于垄断解释权，并且打击诸如哈塞或梅茨格之类的康德传记。这一点他们做到了，写成的《论伊曼纽尔·康德》（überImmanuelKant）被视为关于康德的生平与性格最完整且可靠的史料。不过它仍然远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可靠与完整。

    对康德不同的时期知之甚详并各就其所知提供对康德生命的了解的三个人，分别是博罗夫斯基、雅赫曼（ReinholdBernhardJachmann）与瓦西安斯基（EhregottChristianWasianski）。三人都是生于斯且长于斯的哥尼斯堡神学家。博罗夫斯基认识康德的时间最长，1755年修过他的课，60年代早期，一直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康德1756年为论文《唯物单子论》答辩时，博罗夫斯基担任提问者。虽然他无法对康德的丧礼提供第一手的报导，却可靠地陈述了从康德初执教鞭直到晚年的事迹，雅赫曼1783-1794年间追随康德，与他关系密切。（23）作为康德的“抄写员”或助手，他在康德发表其最著名的作品的年代里对他十分熟悉，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康德权威。瓦西安斯基是个教会执事，康德晚年时受到他的照料。他1772-1780年期间，就学于哥尼斯堡大学，事实上，像雅赫曼一样，他也曾经是康德的助手（amanuensis）。他原本应该可以提供康德在七十年代的许多资料，但奇怪的是，他绝口不提那段时间，而只见证了康德的晚年。瓦西安斯基1780年离开大学后，有十年时间与康德没有联系，直到1790年，才又在某个婚礼上与康德碰面。当时，康德似乎立即邀他参加自己定期的宴会，渐渐依赖上了他，在这些年里，康德把越来越多的私人事务托付给他。到最后，瓦西安斯基得到了康德的全部信任。由于康德把他当作私人秘书、助理人以及遗嘱执行者，他对老康德的生活状况知之甚详。

    这三位神学家想确保记载正确，他们必须告诉社会大众关于康德的真象，并阻止那些兜售小道消息的人们继续伤害他的名誉。这项计划因而具有浓厚的辩护色彩，也受到康德在哥尼斯堡好友们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之下，他们等于是携手“拯救”康德的名望。我们有必要理解《论伊曼纽尔·康德》这本书的功能，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此书特别强调某些事物，淡化另一些事，这项计划的辩护性质也解释为什么我们从三位作者那里得到的是有些单调的康德印象。他们显然觉得有许多事情“不宜公开”。（24）再者，他们每个人都带有相当的成见和观点，只能站在对康德的生平与著作提供一个整体的客观叙述的角度上。我们不能期待这三个哥尼斯堡的神学家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个“粉碎一切”的、以全世界为舞台的哲学浪人鲜明的图像，在他们的灰色素描里，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朦胧的线条。他们只是描写一个老人的生活习惯，晚如此人碰巧写了几本让他声名大噪的作品。由于他们对康德生命中的前60年几乎没有什么交代，对最后20年又着墨过少，基本上他们等于延续了哈塞与梅茨格的传统。不过，我们现在对于康德的认识，主要是受他们的影响。康德成为一个“刻板印象”的人，他惟一令我们感到意外的地方，是他从来不曾让人感到意外。

    康德的许多朋友认为，克劳斯（JohannChristophKraus）是惟一真正有资格为我们介绍康德其人及其思想的人。他是康德从前的学生，长期的友人和哲学系中的同事。但克劳斯谢绝了这个工作。舍弗纳说：“克劳斯是惟一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不过要他为发表准备点儿东西比用一把小刀切下一片花岗岩还难。”（25）我们无从得知克劳斯是否碍于自己的完美主义而无法着手撰写康德的传记。不过真正的原因可能不在这里。康德与克劳斯曾经完全决裂。虽然他们在晚年不再刻意回避对方，却也不再有言语上的交流，有人认为两个人是竞争的对手，这的确也可能是事实。极力诋毁康德的梅茨格，对克劳斯颇为赞赏，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与克劳斯对康德态度上的保留有关。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他未曾写下关于康德的只言片语。舍弗纳自己可能是更好的人选，但他也是兴趣索然，甚至迫使博罗夫斯基担负这一工作。（26）另外一个可能为我们打开关于康德的新视野的人，是哥尼斯堡的诗学教授珀尔施克（KarlLudwigPoerschke）。他是哥尼斯堡里最早欣赏费希特的人，1798年写信费希特，告诉他说康德已经没办法“集中精神”，也已经不再出现在公开场合：

    由于我经常会和他聊天长达四个钟头之久，对于他的身心状况十分清楚；他也毫不掩饰。在私下的谈话里，我知道了他从孩提以来的生平；他让我知道了他成长的每个最微小细节。如果将来有传记作家像兀鹰一样在他的坟上喧闹，这些都可以派上用场。此地已经有人准备好了关于康德的传记与诗文，等着康德作古。（27）

    令人惋惜的是，珀尔施克也没有留下康德的传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