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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徐复观经常走在一起的有钱穆、张丕介、唐君毅诸位先生。钱穆当时是五十多岁，徐复观和张丕介是四十多岁，唐君毅大概挂上四十的边缘。几位学人钻研之余喜欢一起漫步太平山，钱穆游兴一向很高，而且是善于谈天的人。他谈的半学术，半生活，偶尔也掺杂一点感慨和笑话，真是使人听来娓娓不倦。徐复观于学问有虔诚的谦虚，因为入行颇晚，初窥学问门径，所以对钱穆、唐君毅两人学问是由衷的钦佩，经常连对唐君毅的哲学漫谈也听得津津有味。对于钱穆这位学辈略高又在学界声望早著的前辈学人，徐复观不耻请他多加指点。钱穆倒也不吝赐教，在给当年徐复观的信中，他对徐常常发表一些指导性意见。
如1952年钱穆致徐复观信中说：“吾兄有意向中国文化上追求，此事断然是时代学要，盼勿为一时风气摇惑。惟四十以后人做学问方法，应与四十以前人不同，因精力究不如四十以前，不得不看准路向，一意专精，切忌泛滥。”钱穆提议徐复观可以发挥所长，一面可从日文进窥西方，一面可在本国儒学中，只一心在孔孟、易庸、程朱、陆王几个重要点钻研。钱穆眼力独到地预言，以徐复观的聪明才智，“不到五年，必可有一把柄在手”。
徐复观听从硕儒钱穆的建议，“由日文进窥西方”是他进入学界的重要一步。他翻译中村元的《中国人之思维方法》和萩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的著作陆续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徐复观的翻译不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移植，而是向异域去“借光”，以此来将民族文化中蕴藏的财富更好的挖掘。
经过细致卓绝的努力，徐复观在学问上进步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很快他的文章水平长进得让人怀疑不是他所为，有人污蔑式地猜测说：“徐复观的文章，是钱宾四、唐君毅这些先生们捉刀的。”一年后一些人又妄下结论说：“徐复观的文章写得不坏，可惜只能写政论，不能写学术性的。”这种口吻不得不让人觉得这是在妒忌这位学界新人，不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简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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