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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看到老师在信中写道：“宁之中大哲系可取教书否？问君毅！”询问是否可以去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徐复观为老夫子的天真哭笑不得，他也与老夫子没大没小地开起玩笑，回信让他“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熊十力看到学生如此不敬，大为光火。
在此之前，师生之间本来就有关《韩非子评论》一书发生分歧而不快。这本书初稿是熊十力的演讲稿，叫《述熊正韩》，滞留广州期间，熊十力把它修改成《韩非子评论》。心直口快的徐复观摆出一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姿态，指责老师是用韩非子巴结共产党。不过徐复观这个帽子扣得未免有点太离谱，弄得熊十力被冤枉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不遵从师命，还不顾忌师道尊严，让老师颜面扫地，熊十力恼怒地认为徐复观是脑后生了反骨头，一气之下不再把他当成学生看了，“非我徒也，小子当鸣鼓而攻之可也”！后他再致函给胡秋原、钱穆、唐君毅，对徐复观的指责加以一一反驳，并把《韩非子评论》成书经过与要旨加以说明，他非常较真地将徐复观的来信部分剪下来，粘贴在信后说：“右为徐长者复观先生见教不才之信，略摘粘于前。”
后熊十力专门写信给唐君毅，信中郑重声明退回徐复观给的十两黄金，再次反击学生说自己不离开大陆的无理嘲讽。信中熊十力大动干戈道：“今日对中大之间，直以汉奸心理向度，此等人，万不可受其馈也。”熊十力几次写信都态度坚决地表示要退金，在给胡秋原的信中说：“印价及徐先生所送十两金均存艮庸手，望你与君毅能有便取去。此为人格问题。吾四人吃苦度日，决无饿死之虞。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也以财。吾平生本不苟取予，以徐先生为乡里后进，川中以来颇相亲厚，故忘形而不相外也。”
徐复观不可能收下老师这十两金子，但因为“党见”太深缘故，对老师留在大陆的意见非常之大。在这场人生道路的抉择中，师生两人终究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的盛邀下颇为风光地北上首都，徐复观则跟随着国民党撤退大军仓皇中去了台湾。他们师生从此一别后音讯全无，但在天各一方的年代，师生之间依靠民族文化维系的血脉脐带却没有断。
“文革”期间大陆社会秩序混乱，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亦受到严重的冲击。风烛残年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腰间胡乱地扎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1968年5月，84岁的一代宗师熊十力怀恨长逝。
徐复观心中是无法放下老师的，无论身在台湾还是香港，书柜上永远都安置有老师的照片。照片上的熊十力神采奕奕，每当徐复观坐在办公桌前读书写作时，老师的音容笑貌即照临在他面前，一如当年耳提面命。他后来在新亚书院哲学系办公桌玻璃下，压放着影印老师的短札墨迹，只言片语间记述着老师的志事。每每看到熟悉的笔墨，即如深闻老师彷徨绕室时长叹深喟之声。徐复观矢志不移地继承老师的事业，继续反对文化“汉奸”出卖民族精神，仿佛只有这样才感觉尚可对先生之遗照而稍无愧色。
徐复观在生命最后几年极想弥补跟恩师的遗憾，“文革”结束后他想方设法与故乡的亲朋师友联系，搜寻恩师熊十力的后人和遗著。他把恩师的遗著与《湖北诗征传略》等20册及其自己所著的学术性著作，由妻子王世高邮寄回大陆，赠送给湖北省图书馆作永久性纪念。
1979年3月，上海市政府在龙华公墓召开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熊十力之子熊世菩曾特别邀请徐复观返沪参加，徐复观极想借此机会瞻拜老师于墓前，以舒30年离别思念之痛，然而由于台海栖迟，两岸暌违，终未能成行，让他终生感到惭愧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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