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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原》杂志是一个规格颇高的理论刊物，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合办。当时一些知名的学者，比如熊十力、钱穆、唐兰、杨树达、唐君毅、牟宗三等，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杂志一时影响颇为广泛。因为办杂志使得徐复观与学界和教授们联系紧密，为他进入学界打开了方便之门。他自己深悟老师熊十力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遂转向中国文化的研究，由此他发现了国家民族的新希望。在办《学原》过程中，他与唐君毅和牟宗三几人达成共识，以儒家文化精神相号召砥砺，共同走上了文化复兴中国之路。这段办刊的经历也算是徐复观走向国学研究的一个尝试。
牟宗三、徐复观与唐君毅在一起
然而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境况下，国家财政经济领域接近崩溃的边缘，徐复观和他的《学原》杂志同样难逃劫数。1948年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徐复观的老上司陈布雷为了缓解危机，积极支持政府进行法币制度的改革，不但自己带头把法币兑换成金圆券，而且还积极开展对亲朋好友的轮番思想工作，徐复观当然是他首要的争取对象。陈布雷说动徐复观把用来办《学原》刊物的经费，全部兑换成金圆券。徐复观不乐意冒险，陈布雷万分沉痛地说：“复观兄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完了，还办什么刊物？”徐复观被陈布雷的大公无私的“谋党”之心所深深感动，头脑一发热就同意了。没想到金圆券很快贬值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徐复观的办刊经费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学原》杂志也被迫停刊。
1948年底，《学原》停刊后徐复观怀着极其苦闷的心情举家南下广州。面对国民党惨败的局面，徐复观是痛心疾首，愁深似海的激愤之情自然时时流露。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妻子王世高经常在半夜被忧重如山的徐复观叫醒，他一次次忐忑不安地梦中叫喊道：“共产党会随时过江的！”
第二年年初，流亡的徐复观正如前文所言收到了蒋介石的急电，要求他去奉化共商“中兴大业”。然而他这次理想主义行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他的政治抱负再次受到现实的玷污后，他由此对政治产生了永久的绝望，促使他把满腔的激情放到了思想学术上。
徐复观决定在“快要成为斗争最前线的香港办个刊物，担当一份思想斗争的责任，又可以和现实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拿着“向故总统蒋公要来的”9万港币，他以自由人的身份南下创办了《民主评论》。并由政论起步，开始了向学术界转向——这一转向，自然也包含着从学术的角度走向政治、反思政治问题的意向。与此同时，他思想中的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品格，也迅速显现出来。
临歧分手竟反目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在即将南走之际，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地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的不归之歧路。
熊十力乃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湖北黄冈上巴河乡人，与徐复观家乡浠水团陂镇相隔不过十公里路，同在两县交界的巴水之侧。熊十力出身贫寒，少时曾为人牧牛，全靠勤奋自学成才。在武昌国学馆执教期间，仍是一贫如洗，连换洗衣服也只有一套，晚上洗来晾干后次日再穿出去。
学生徐复观的出身比老师熊十力也好不到哪里去。徐复观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耕读之家，8岁才发蒙跟从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5岁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3岁投考湖北省武昌国学馆，被黄侃在几百名考生中定为第一录取。他们师生都是靠自强不息地勤学苦读，一步步从最底层的社会走出来的，彼此又是鸡犬相闻的老乡，地缘的亲近与共同的经历，让熊十力对这个聪颖的学生十分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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