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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徐复观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蒋介石面前犯颜上谏，希望在当时渐趋空虚庞大的国民党内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民主政党，它代表自耕农及工人的利益，并实行土地改革。在一次汇报完工作后，蒋介石特意向徐复观指示，其所说的建立新组织的问题是需要的，他可以作为负责人循序进行。徐复观听闻后如雷贯耳，当下涌起的却是一股无法形容的异常沉重难过的感觉，觉得这么重似千斤的担子，怎能是他个人所担负起的？所以他请示蒋介石来指定几位高干以集体形式研究出一个方案。蒋介石出于对徐复观的信任，不假思索地点头允诺，钦点蒋经国也参与进来。但如此繁复浩大的工程具体操作起来，没有当初想象中那么简单，结果徐复观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退出。
徐复观像
事情虽算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但蒋介石在自己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夕，很自然想起多次诚心诚意提醒过自己的部下。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蒋介石自我反省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在1949年3月的倒春寒中，病急乱投医的蒋介石在溪口蒋家老宅召见了老部下徐复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徐复观虽然感觉大势已去，其内心也早想退出让他厌倦的现实政治，但领袖的招呼不能不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徐复观从广州风尘仆仆地赶赴奉化面见蒋介石，并在溪口陪侍蒋介石住了四十多天，系统起草了一个“中兴方略草案”。
在这个所谓的“中兴方略”里，徐复观抛弃当年提出的以勤劳大众为主体的方案，试图团结一些知识分子。他企望能使三民主义与民主自由融合、三民主义的信徒与自由主义者合作，不只是注重拉拢几个人，而是想把自由民主精神注入到国民党内部来，一洗党国的沉疴。徐复观此前的文化研究已促成他政治思想的变化，这样的政治改组的理念让他在脑海中又开始憧憬出一幅美好的蓝图。然而毕竟是书生意气的救国方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徐复观没能够给行将就木的国民党开出一剂起死回生的良方，这根本不是他的思想或 者方案高明与否的问题，历史的大势所趋终究是他个人难以阻挡的。他徐复观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挽旧屋于欲颓。这次政治理想的彻底失败，无疑让他感觉到对政治的筋疲力尽。徐复观觉得回归书斋才是他的本性，所以他向蒋介石申请港币9万元，创办《民主评论》杂志。
徐复观为何莫明其妙想到办杂志？其实早在1946年他就创办过《学原》杂志。因为经常叨陪末光的缘故，他有机会接触了很多国民党党政高层人物，他发现蒋介石周围很多是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徐复观一向火力十足地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而国家民族几乎无才可用。有天他突发奇想，单纯地认为可能国家人才藏在党政军之外的学术界，因为人才基于学术，那么最高学府里的大学老师自然有不少是饱学之士，可备国家的缓急之用。他自己先前想当大学教授而没能当上，所以他对大学教授评价非常之高，认为这些人才有真才实学，是血性良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元气。于是在徐复观内心所蕴蓄的20年的憧憬，及由对时代责任感而来的迫切期待，使他急于想和这些先生们通通气。
隔行如隔山，徐复观丘八出身，凭什么和自命清高的大学教授们来往呢？于是他想出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作为通向大学教授间的桥梁的权宜之计。1946年他乘抗战结束裁军减员之机退役，随后筹资办了《学原》杂志，以倡导学术，集合人才，刷新吏治，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为主旨。《学原》的经费是由蒋介石拨款专项支持。时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陈布雷是徐复观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虽说徐复观对国民党的批评直言不讳，但蒋介石与陈布雷都知此人忠心可鉴，基本都认同他真实而不失尖锐的观点。徐复观把计划办一本杂志，并需要一亿元款项的事情告诉了陈布雷，陈表示现在财政正是紧张，建议他申请五千万元。徐复观决意按原定一亿元数目呈上后，蒋介石出乎意料地让属下照单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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