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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
徐复观一踏进学术的大门，就旗帜鲜明地为中国文化摇旗呐喊。他并不是因为生活困窘而卖文为生，之所以拿起笔来是写文章，只因为身经巨变，耳闻目睹了很多自以为尊贵伟大的东西一转眼便跌得云散烟消，在困惑的灵魂和博大心灵的逼迫下，在感叹激荡的情怀中，如何能不把看到的倾诉于人们之前？徐复观以感愤之心写政论性的文章，以感愤之心写文化评论性的文章，依然是感愤之心，迫使他做闭门读书著书的工作。最奈何不得的就是他自己这颗感愤之心。知他者谓他心忧，不知他者谓他何求？
1956年身为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虽已远离政治，却发表了一篇轰动台湾的涉及政治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此文刊于《自由中国》。蒋介石对徐复观有知遇之恩，两人有着很好的私人交谊。徐在该文中对蒋的措辞虽客气恭敬，但实质上对蒋氏的政治性格进行了一次十分严厉的批评。文中批蒋氏在受言纳谏艺术方面修养拙劣，揭露蒋存在着不遵守典章法制的问题。在用人问题上批评蒋容易感情用事，比如一个下属若做了一件合乎其情意的事，则不论因此而受到多大损失，其内心还是喜欢。于是常常因为一人的“喑恶叱咤”，而使政府内的“千人皆废”。徐复观大胆地指出主要是由于蒋氏这种政治性格，导致国民党政权整个失败了。
如果说直接涉及蒋介石的文字还不能不出于恭敬的话，那么在论及一般现实政治时，徐复观的措辞更加坦率激烈。他将民国时期的政治状况概括成“由上到下层层宰制的专制体制，社会要以不德相竞而后始能生活”。在这一体制之下的平民百姓则是专制政治的绝对的牺牲品。在此，徐复观不仅仅揭露和批判了现实政治的专制本质，而且代广大百姓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这正是他所谓“万分痛恨政治”、“非常讨厌现实政治”的注脚。
在当时台湾的政治气氛下，能对国民党威权独裁统治公开进行最严峻的批判，只有像徐复观这样有副铮铮铁骨而不去屈媚阿世的知识分子才敢做出。徐复观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入木三分的批评之文，是来自他对现实政治专横黑暗的切身感受，来自他对两千年来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和传统社会的痛恨。此文一出便在岛内激起轩然大波，许多爱国的自由主义人士奔走相告，登载此文的《自由中国》一时洛阳纸贵，重印了11次之久，为此徐复观也付出了代价——最终脱离国民党。
1957年徐复观又操起像投枪匕首般的笔，矛头对向日益专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悲愤的抗议》中他驳斥道：“你们对于爱好自由主义的人士都当作敌人，则建国大业，由你们这一小撮人可以包办得下去吗？你们说这是你们的反共，我为此而悲，为此而愤，我为此而对代表国民党党意的《中央日报》提出抗议!”他以饱读诗书所熏染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直指国民党要害，这是他对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理念的诚挚认同和身体力行。
20世纪台湾也和有思想争论的任何地方一样，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如冤家一样争论不休，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同“西化派”的自由主义存在一定的冲突。从社会目标来看，新儒家与自由主义并无差异，只是路径上主张不同而已，之间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心态，一个目标”。但自由主义者中很多人把新儒家的“传统”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传统”混淆一致，进行误杀。这让也主张科学民主的新儒家十分不满，徐复观性格激烈偏执，所以表现起来更为刚猛。
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自由主义旗手式人物，和徐复观的矛盾由来已久。徐复观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将民族文化丢掉，成了精神上的野鬼游魂式的“无根”。土地的荒芜侵蚀的是生态，精神的荒芜毁坏的却是心灵。徐复观一再强调没有中国文化实际也就没有中国人，他一贯坚持中国人的立场，坚持在自己的文化上生根，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激烈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有着猛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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