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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问题远不止这些，因为等他接手时，国民党已经败退台湾，一些军政大员拖儿带女地大量撤至台湾，跟着亲戚朋友流落来的大中学生众多，由此要求入学人数骤增。权要子女成绩再差也要求就读，倘若拒绝便会惹是生非。退守后师资方面不可能再往大陆聘请，而一些滥竽充数的师资又想进来，比如一些逃亡台湾的政界官员仕途失意欲进学界的，或任职政府高位为给脸上贴金而想外兼教职的，校方只得放宽选聘条件，结果导致师资方面参差不齐。
不过管理大学傅斯年自有他的一套，在他的人生轨迹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大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傅斯年并不是个生手，多年一线实战使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具个性又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
傅斯年像
亦师亦友的胡适曾说过傅斯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有胡适不得不佩服的行政能力，他在上任台大伊始，便迅即展开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针对学校当前的状况，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及发展规划。在1949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上，他的“校长报告”明确指出：“本校将来的进步，可以分作三项去看，也可以三个层次：一教育范围的；二学术范围的；三协助社会上的，尤其是台湾省内，建设范围的。这三项原则不能截然划分，然为推行有效起见，也不能不大致划分，作为三个阶段。”他在管理步骤上高屋建瓴，从总体上明确了台大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服务这三大任务。
在傅斯年心中，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他思路非常明确：“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得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傅斯年从事过大学系、院、校各级行政管理工作，深切懂得办大学同其他事业一样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需要全校教职工一起努力。
他在管理上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他知道其中师资是一所大学的灵魂的道理。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因而他非常重视大学教师的选聘和培养，把这项工作作为办好大学的中心环节，他常说：“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有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
傅斯年接任校长之时，台大的师资选聘工作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所幸他曾长期在科研机构、大学任职，与很多学者交往颇多，他努力地从去台湾的学者中物色最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任教。当时随史语所去台的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芮逸夫等都曾受聘于台大。同时他又从社会上广泛搜罗，先后聘得历史系方豪、刘崇宏，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殷海光，外文系英千里，商学系杨树仁，社会学系龙冠海，农学系顾元亮，化学系钱思亮等等，这些人皆为学业有专攻之辈。台大几乎集中了岛内的著名学者，加上原有教授，形成空前雄厚的师资阵容。
傅斯年聘用殷海光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当时殷海光在《中央日报》被排挤，他直接找傅斯年表示想入台大。傅斯年考虑他是逻辑学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逻辑教师，所以接受殷海光来台大教书，但特别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与他达成“君子协定”，不许以后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答应了“不平等条约”，能得到当时不易得到的教职，他很是感激傅斯年。在台大的殷海光虽论政却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传统，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在选聘高水平师资的同时，傅斯年采取了强硬措施，裁汰冗劣教职人员。傅斯年任职校长两年之内，因学术水准低或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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