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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以办事干脆著称的傅斯年，一向决断有快刀斩乱麻之风，这次却因关系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显得格外慎重而颇显彷徨。这时我们便看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傅斯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尽管他对国民党政权诸多不满，但是既然自己当初选择错误，现在还有什么好后悔的？他决定离乡背井，暂且去台湾就职。
虽说去意已决，但傅斯年仍抱着“暂且”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部家属去台湾，但临行前又临时改变主意，把部分远方亲戚留下了。傅斯年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可见他还是期待有回来的这么一天。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当飞机从陆地起飞的那一刻，傅斯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希望还有回来的那一天，结果谁知道这一去竟是永别！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到台大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傅斯年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笔墨之间满蘸着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字句之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傅斯年竟一语成谶，最后真的埋骨于这片远离大陆的孤岛，所以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元气淋漓满台大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台大此后在傅斯年披荆斩棘引领之下，成为了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并以丰富的研究资源以及自由的校风而闻名。假如没有傅斯年，台大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并如日中天地发扬光大，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当初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时，台大无疑是个人人望而生畏的烂摊子。台大是以始创于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为前身，乃日本殖民台湾时代所建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经过半世纪的异族统治，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从侵略者手里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国大学，并于1945年11月正式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当时中国大地战云密布，兵马倥偬，注定民国政府对台湾政治、经济的重建心有余而力不足，动荡的局势波及到台湾岛内，使得岛内出现贪污横行、物资短缺等乱相。可想而知，这时的台大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加上学校里管理紊乱、学潮迭起，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连师资都很匮乏，各种问题乱成一锅稀粥。
台大校长也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三年换了三个校长。第一任校长罗宗洛原是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他上任后百废待兴，建设经费短缺，日籍教师都已撤回，国内教授又聘请不来，校务、教学工作无法上轨，百般无奈之下，于1946年8月辞职回去继续当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了。
第二任校长陆志鸿来后，台大经济入不敷出，工作无法开展，他面对荆棘丛生的问题知难而退。
第三任校长是著名化学家庄长恭，于1948年6月到达人地两生的台湾。他原想辞退一批与当时权贵有裙带关系的教师，但当即遭到当局的反对，面对日趋反动的环境，无奈的他不愿意留在孤岛之中，毅然在1948年底返回解放在即的大陆。
台大的几任校长中，任期长者不到两年，短者仅数月。校长频繁易人，校务工作很久未能步入正轨。傅斯年到任之前，庄长恭只让学医学的杜聪明来代理校长。杜聪明这位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精于科研，却在大学管理方面束手无策。
傅斯年上任后跟李书华抱怨道：“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的杂牌队伍’。基于政治形势，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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