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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来的这些学者除了胡适去了美国，陈寅恪南下广州，其余的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大多顺利转移到台湾。傅斯年内心企图把台湾作为反共基地，作为中华“正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血脉。傅斯年日后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所写《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道：“现在台湾不仅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据地，将来‘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正靠这一个宝岛，赤县已沉，瀛洲遂为正朔所在。”这里傅斯年荒谬而顽固地认为国民党为“正朔”，台湾乃中华文化的根据地。
正是这种政治正统观的误导，使得傅斯年对共产党一直存有偏见，导致双方向来格格不入。傅斯年与毛泽东在北大时就是旧识，两人曾做过一些私下的交流，但总归是道不同不相为谋。1945年7月傅斯年与毛泽东亲密接触过一次，他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
那一夜，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题了首诗回敬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来自比，自谦没有傅斯年书读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寻味。
关于毛泽东与傅斯年的隔阂，斯诺《西行漫记》里有段毛泽东谈及的细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当时傅斯年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而毛泽东则是一个相当于师范中专毕业的临时图书助理员，两者相形之下地位悬殊甚大。这些心理阴影可能造成了日后毛泽东对傅斯年没有好感，同时也正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佩服之情的一个根源。
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时，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好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
这次短暂的延安之旅，昭示了傅斯年同共产党之间形成政治信仰的鸿沟，这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
归骨于田横之岛
在那党派纷争的年代里，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是非共即国，是很难保持自己的自由抉择和独立个性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也逼迫他们必须有所倾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国共双方必须有个你死我活，这种选择更显得急迫而必要。此时的傅斯年痛苦地看着国民政府一天天地溃败，自己却难以放下那份保持多年的忠诚。他还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不禁令人想到了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透露出一丝苍凉的悲壮。
傅斯年身体状况在忧愤的情绪下日渐糟糕，他于1948年8月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让他回国不要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傅斯年回国不久，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不得不担负起党国支柱的角色，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紧锣密鼓地布置“抢救学人计划”，一刻也没得空闲，他本来就糟糕的身体已感不堪承受。
等傅斯年这几件事情打理好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已是覆水难收。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社论高调宣布“宜将剩勇追穷寇”，筋疲力尽的傅斯年明白也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了。就在这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让人转告傅斯年，有意请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傅斯年立即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因此次失败而改变决定，他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老朋友轮流规劝游说。
让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其实是蒋介石暗自授意。早在1948年冬，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之时，蒋介石心中的迁台计划就已开始萌生了。并开始着力经营台湾，有意让自己的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安顿好国民党最后的去处。蒋介石退守台湾还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对台湾的文化自然也非常重视。他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是众望所归，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
在傅斯年彷徨迷茫难以定夺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赴台任职，台大校长一位此时是虚位以待。台大前任校长庄长恭因自感难以胜任校长一职，任职不到半年就知难而退，悄然携眷返回上海，让医学家杜聪明代理校长。庄长恭在1948年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盼望傅斯年立即赴任，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也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与傅斯年，催促其早日往台主持荒废日久的校务。
与傅斯年私交甚好的陈诚此时已经就任台湾省主席，他在1949年新年伊始就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去赴任，电报推心置腹地劝说道：“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朋友陈诚不容拒绝地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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