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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的来临，傅斯年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此时此刻所考虑的是学术机构的去留和学术研究的前景。他一向认为共产党是“土匪流寇”，他们也许会毁灭了文化研究，断送了学术前途。在这个成见的左右下，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
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看着自己身边人才凋零，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他联系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还在北平，古道热肠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均是傅斯年所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高足的
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己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的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胡博士并非徒有虚名，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而且在最后政治抉择上都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1948年1月14日，傅斯年派飞机去北平接取大学教授，当时的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让离开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傅斯年与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等一起到机场迎候，并把学人们安顿在位于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
当晚傅斯年劝说情绪低沉的胡适，并与胡适、朱家骅等一起商量再次“抢救”空运北平同仁的名单。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飞机接回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的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英千里等人。
当此大军压城城欲摧之时，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傅斯年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他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因为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下了飞机。原来“抢救”名单上有的人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有些讲师助教们却因有家属在南方要南行，抢得这次难得的机会。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北平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了下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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