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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知己者死，傅斯年准备赴死既是为了故国，又是为了他所寄托的理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傅斯年，一直以来就像《水浒》里的英雄好汉一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他这些年一再对其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们兄弟的，净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生性耿直倔强的他虽不参政却议政，“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蒋梦麟《忆孟真》）。正是凭着这股倔劲，这份真诚，傅斯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坛上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曾上演一幕“触龙麟”的好戏。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接着傅斯年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又骂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在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亲自请吃饭，为连襟孔祥熙说情，蒋介石在筵席上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斩钉截铁地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正色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愤愤不平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他直言不讳地在蒋介石面前放言规劝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使上倔劲的傅斯年先后和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死磕到底。1947年傅斯年发表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他们黯然下台。
傅斯年因如此耿直敢言，所以人送外号“傅大炮”，这个“大炮”发起威来是非常有霸气的。抗战胜利之际，他奔赴北平恢复北大日常事务，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大校长，他坚辞不任却诚心诚意地保举了仍远在海外的胡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原来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好好先生，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这挺“大炮”要强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局。比如周作人就是其中一个。有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傅大炮”一概不给面子，他誓与“汉贼不两立”，坚决要把与伪政权合作过的教授统统扫地出门。
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蒋介石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他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阵前倒戈：“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毁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傅斯年这番话多少是发挥了作用，胡适最终留在了北大。
可惜这个一向以自由主义之士鸣世的“傅大炮”，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正统观”阴影的影响下，政治立场上却呈现出鲜明的倾向性。他身上有着浓重的从一而终和忠孝仁义的思想，在他看来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敌意。他既不可能因为鄙夷国民政府的腐朽无能而拂袖而去，也不可能在目睹共产党的蓬勃兴盛而弃暗投明，更不可能逍遥地在国共之外的有限空间里游走独存，擎起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的“第三条路线”的大旗。他必须做出选择，并且只有一种可能性——拥护国民党政府。他得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
傅斯年一生虽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却依然把国家的前途寄托于国民党，他同国民党始终保持着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近”的关系，宛如一对有“孽债”的父子，虽然血脉相连，却一直矛盾不断。作为“老子”的傅斯年，
对于一塌糊涂的国民党政权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常言道“恨之愈切，爱之愈深”，傅斯年放不下对国民党这个“孬种”的牵挂与责任心，不断地指指点点，打打骂骂，深陷在政治漩涡当中。正如他所言：“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言，但是也透露出其身心的无奈与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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