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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上面的劳作只是傅斯年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上任校长这两年来，为了使台大走上轨道，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耗上去了，几乎每次回家街上都已人际寥寥。有人回忆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里，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书，不是处理学校内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学问，傅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询问，都是他亲自动笔。”（金耀《忆傅斯年先生》），自来台湾，傅斯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务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娱乐就是一起看了场哈孟特电影，以后逢人谈到娱乐就说这部电影。
傅斯年任职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统筹大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还要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他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台大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他向举荐他做校长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半开玩笑地怪罪道：“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的确，台大的校长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却又乱作一团麻，几千名嗷嗷待哺的学生，上千名需要指挥的教职工，傅斯年是每次一到学校就忙得不可开交，他的身体也在一次次操劳中衰竭。但是傅斯年说归说，做还是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
傅斯年本人身宽体圆，一些朋友经常叫他“傅胖子”。说起这个胖来还有段段子，他与李济、裘善元在抗战期间重庆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晚年的肥胖让傅斯年吃尽了苦头，他因为胖得了顽劣的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而肉类荤腥更是碰不得。所以平时在家夫人只让他吃点白米饭，配上西瓜、橘子之类的水果。这样“清淡”的饭菜让“食肉动物”傅斯年真是难以下咽，他常常背着夫人开禁。他有时利用上班在路上的时间，蹲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看到他那个谗样，司机也就“视而不见”地从不向夫人“告发”。
有次下班秘书那廉君正在秘书室吃饭，傅斯年正好来找他，看到那廉君饭盒里还放着油晃晃的卤肉和黄焦焦的面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计是馋坏了，一手拿起来塞到嘴里，边吃边颇为满足地乐道：“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书被他那样滑稽的满手油腻的馋相逗乐了，但大笑后却觉得几分辛酸。那廉君感叹道：“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都劝其静养，向来大大咧咧的他却置若罔闻。夏天时他又查出患有胆结石，胆结石不是什么严重的大病，他动了次手术休息一些天，尚未痊愈就又回到他日夜惦记的校务工作上。这年11月，教务长钱思亮因公赴法，这下学校里里外外的杂事都落到他一人头上，可谓“又当爹又当娘”地忙里忙外。
这时挚友罗家伦开始回到台北，结束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的工作。罗家伦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一个颐养天年的闲差使。罗家伦与傅斯年可谓一辈子的朋友，从青年时代，两人在北大读书，作为外语系学生的罗家伦比傅斯年低了一届，但两人因为《新潮》杂志走到一起，成了那一时代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作为傅斯年的多年老朋友，罗家伦是太了解傅斯年这种一触即起的性格，让罗家伦印象最深的是，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都敢放肆地翘起二郎腿。有次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蒋介石以最高规格接待，亲自率领五院院长、三军司令去机场接待，傅斯年被应邀到场。傅斯年那天表现格外出格，从次日报纸上看，贵宾席上坐着仅三个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傅斯年。傅斯年坦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叼着个烟斗，跷起右腿，五院院长及其他政要毕恭毕敬地垂手而立，三军司令肃然站立。报纸新闻特写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其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悠闲下来的罗家伦经常去看傅斯年，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惫地忙着干不完的活，就劝老朋友不要那么卖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罗家伦比较反对他这一触即起的坏脾气，用傅斯年自己过去的话讽刺刺激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糟人反攻。”
傅斯年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是清楚的，有次晚上写稿太晚，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死后要留给儿子。”他特意请董作宾治了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不幸撒手人寰。没过多少日子，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了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其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等学生拿到这副眼镜时，傅斯年已不在人世了，学生只能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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