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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9年1月，焦躁不安的傅斯年心里乱成一团，他在寓所书房里绕室不停地踱着方步，嘴里念念有词地反复吟咏道：“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房间里散落一地的宣纸条幅上，龙飞凤舞地书写着陶渊明这首《拟古》，枯干的墨迹处处触目惊心，散乱的苍遒大字犹如理不清的愁绪在纠缠。
记得去年年末最后那一夜，傅斯年是与老师胡适一起度过的。两位知识界的领袖悲壮地把酒临江，含泪把这首《拟古》逐字逐句地背过，竟生出英雄末路的沉痛来。山河改色，天翻地覆，他们面对国民党颓局一筹莫展，却在陶渊明千年前委婉其辞的比兴中找到了共鸣，这隐晦而忧伤的字句几天里一直在傅斯年的脑海盘旋。现实的一切让傅斯年不悲痛是不可能的，他倾注心血多年耕耘，终究收获的却是虚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不知不觉，傅斯年把自己关在房间已经三天三夜了，这些日子来他没有迈出门槛一步。人虽身处斗室之间，外面隆隆炮火声却让他无法平静。他所投注大量心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此时已是一片狼藉。这史语所是傅斯年一手创办的，记得1927年中央研究院设立时，傅斯年说服当时的院长蔡元培设立了史语所，经他的率领，不过半年筹备就立刻成军。当时史语所共有历史、语言及考古三组，傅斯年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及李济为主任。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他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史料学派”，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
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史语所的安阳殷商遗址的考古获得了举世的推崇，接着他率领同仁们收集整理散落民间的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各省的方言调查等等，赢得极高的社会和学术影响。时过境迁，位于鸡鸣寺路1号的史语所整个已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凄凉，全部图书、仪器、标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其他研究资料，均安全运达台湾基隆，被妥善安置在杨梅镇通用公司仓库暂存，所里大部分人员都随同往台。剩下的只有几个未被遣散的工友，凄惶如丧家之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史语所附近的鸡鸣寺钟声在仓皇风雨下又响起，让百感交集的傅斯年顿生凄凉，不禁回首起这几十年来的往事。出生没落世家的他幼年丧父，凭借着刻苦勤奋进入了北京大学，在这里沐浴到了新文化的风雨。因主编《新潮》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在学生时代就享有盛誉。记得当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月4日那个上午，北平的大学生集会抗议，他被一致推选为主席。当日下午，他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少年得志是何等快意！他在国危世乱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可谓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效了绵薄之力。抗战这几年他奔走操劳，殚精竭虑为民族效力，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起，虽曾为国共和谈斡旋奔走，却最终没有能阻止这场内战。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何去何从，却难以决断。
傅斯年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十分伤感。他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安眠药还在，这些日子夜不能寐的他全靠这东西来麻痹自己。傅斯年准备这些安眠药还有其他用途，那就是在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这可不是他一时冲动的念头，他此时的想法就像每个王朝的遗老一样，随时准备以身相殉于没落的政权。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这几天一点也不敢疏忽怠慢，一直紧张地守在门外，她担心丈夫在极度郁闷下旧病复发有个三长两短，又生怕他随时有轻生的危险。
提到服用安眠药自杀，去年11月傅斯年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是这样自杀身亡的。陈布雷耿介清正，虽贵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不曾染上政客作风，与傅斯年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两人引为同志。陈布雷一辈子“从政而不懂政治”，留下的遗书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惫，思想柘涩钝滞”，坦言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下之万不得已。挚友的自杀对傅斯年来说打击甚大，他也准备了安眠药想追随陈布雷而去，因为近日来悲伤与绝望交织的心境下，亦产生了同故人一样的对人生和未来的虚幻。傅斯年对来看自己的朋友陶希圣说：“现在没话说，准备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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