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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三周年纪念会上。
终于，1959年1月大事爆发了。为搞垮《自由中国》，台湾当局唆使人署名“陈怀琪”，撰文揭露国民党军内黑幕。雷震等人竟中计，来函照登。台湾当局以此为口实，宣称《自由中国》伪造文书、诽
谤“国家元首”等等。胡适闻讯焦急万分，竭力斡旋，终于平息了风波。为此胡适曾置酒为受传讯的雷震压惊，还特意写了《容忍与自由》刊于杂志，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希冀当局对思想言论能多一点宽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底，台北启明书店董事、经理沈志明夫妇，因出版“非法”书籍被警备总司令部拘押。胡适感到这是“一件最可以损害国家声誉的大案子”，遂全力营救，迫使当局放人。事后沈志明向胡适表达谢意，胡适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是对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蒋介石为了打击雷震威慑胡适，1960年9月4日，趁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度会议时向《自由中国》下黑手了，他命令逮捕雷震等骨干分子，《自由中国》自此停刊。“雷震案”发生后，正在美国办事的胡适大吃一惊，赶忙拍电报称“政府此举甚不明智”。蒋介石担心胡适在美国发表不利台湾的言论或不返台，此时得罪了美国也不是蒋介石的愿望，就让陈诚找任过《自由中国》总编辑的毛子水去封胡适的口。
胡适表示雷震“爱国反共”，一旦加以叛乱罪名，将腾笑世界。回台湾后更为雷震据理力争，让其案交司法公开审判。然而，在蒋介石授意下，军事法庭坚持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胡适闻讯忧心如焚，对记者表示“大失望、大失望”。
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台湾当局终于撕破脸皮，连“自由”的门面也不要了，胡适出于对自己安危的考虑，没有去狱中探望雷震。报纸记者提示他:“您不去，雷震会失望的！”胡适万般无奈地说：“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
胡适在《自由中国》事件中的软弱遭到了台湾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自己也对雷震抱着深深内疚。1961年适逢雷震65岁生日，郁闷难当的胡适在病中特为好友抄录杨万里诗《桂源铺》一首，算作是给朋友的“寿礼”：“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此后胡适对《自由中国》讳莫如深地避而不谈。
这就是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胡适为此遭到大半年的“围剿”，以后还多次为此受到国民党的批判。1932年5月，胡适创办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时，在《引言》中曾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回溯胡适一生的轨迹，他应该说基本秉持了这种精神。而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在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胡适四处碰壁遭受批判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晚年的胡适在台湾，这种火种般宝贵的精神在屡遭挫折中仍能依稀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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