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 第一部分
《在台湾》 清算胡适的幽灵

    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流毒早在建国初就开始，1949年五四当日，《人民日报》即发表了《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指出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的主张，是为了“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批判胡适是“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致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进入1951年，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达到高潮，在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胡适的很多同事、学生，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高层领导意欲在文艺界推行历史唯物主义，而身为“资产阶级唯一比较大的学者”的胡适，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运动展开了，1951年11月，大陆发起了对胡适长期而密集的宣传攻势，对其学术思想和著作重新进行审查。一些学者纷纷著文与胡适划清界限。

    胡适自己却乐观地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在给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信中说：“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可惜胡适只估计对了一半，这种局面在1954年后，迅速地扩大到全国各个领域。

    在1954年9月，时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李希凡和中学语文教师的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发在《文史哲》上，文章从“政治与阶级的视角”对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提出批评，矛头直指俞的红学研究。俞是胡适的得意弟子，他的学术研究直接承继胡适，批俞的导火索会直接引爆胡适这个敏感的炸药包。正如当时中宣部大会所阐述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乃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

    胡适这时流亡在美国当寓公，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隔岸观火”，以“欣赏”的态度审视大洋彼岸的那场关于自己的“闹剧”。开始他从朋友寄来的报纸里看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他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的，以为这不过是指桑骂槐来隔靴搔痒。

    没想到这年10月，毛泽东读到李、蓝的文章后，并得知了他们遭受的“打压”，认为这反映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思想仍有很大影响，于是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主管文艺界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这封信被冠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标题，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就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扩大开来。

    对胡适的批判没局限在“红学”研究，而是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展开。在哲学思想领域，胡适被批判为“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有用就是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胡适被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在历史领域，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是重点批判对象，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反历史、反科学的”。在文学领域，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都被批得一文不值。而胡适个人和人格也被批判得一无是处，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帝国主义一手造就的买办洋奴。

    胡适在给友人沈君怡信中说，当他读了《人民日报》1954年11月《清算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的简报时，特别看到文中最后一段：“胡适的幽灵还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顿时不寒而栗，毛骨悚然！胡适意识到这几个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

    的确，这次运动几乎波及了整个知识界，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都无一幸免地卷入其中。迫于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胡适派文人”以及和胡适“沾亲带故”的人相继表态同胡适决裂，撰文痛骂胡适其人其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进行集中的批判。经过这场全民运动，胡适在大陆变成了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其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虽身在异国他乡，胡适对于祖国的一切都时刻关注，他知道大陆关于他的一举一动，并极富耐心地看完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估计即便是当时的大陆编著者们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皇皇巨著”。有一次唐德刚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1958年12月，胡适在台湾把十年前逃离北平时为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作的短序修改，并把这部尚未付梓的书印出。在大陆批评胡适的运动中，他的得意门生罗尔纲也写了《两个人生》，胡适虽然坚持认为这只是罗的无奈之作，但终究难以释怀，他后来把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先后两次郑重送给李敖，分明寄托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