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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台湾逝世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台湾报刊。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反共宣传，将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亦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杨联陞做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这副挽联恰好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的思想和经历，终其一生乃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新旧的矛盾在胡适身上时刻体现并冲突着，又以本质上的存旧去新和形式上的除旧布新为归宿。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崇尚的是美国的民主。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倒写过不少。
晚年的胡适正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说：“胡适之晚年洗尽铅华，恢复他原来儒生的真面目。”唐德刚和老师在异域朝夕相处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对这一点是深有体验的。长期以来胡适是被作为自由主义大师来看，却忽视了他“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真实身份。
胡适与孙子在一起。
胡适与世长辞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批评胡适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也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在胡适身上的闪光点。胡适一生待人处事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深得儒家的宽恕之道。
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学术工作也主要在整理国学方面，虽没有完成他自己所谓“完成个人多年来计划之著作”，也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一时期还是留下大约300万字的文稿，内容主要在佛教和禅宗史研究，对《红楼梦》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判断其价值，突破了狭义的“红学”研究，打破了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某种迷信。其学术绝笔1962年2月20日致作明的信，也是谈《红楼梦》问题。
台湾的老百姓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忘记对这位启蒙大师的敬意。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胡适一生遭遇的谩骂可谓多矣，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挽联把胡适一生四处碰壁的悲剧性命运惟妙惟肖地描摹出来。
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3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胡适从年轻时就深负大名，尔后四十多年他始终维护清望而不坠，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上也算死得其所。他身后享受的哀荣比在这个时期先后死去的任何一个“党国要人”都要大，因为他赢得了台湾人民近乎盲目的崇拜。所以胡适的葬礼空前的隆重，百姓都自发地参加送葬。
台湾当局把胡适生前住所辟为“胡适纪念馆”，并相应成立管理委员会和“胡适遗著编辑委员会”。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胡适虽然没能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美丽的徽州故里，但长眠在他的第二故乡的泥土里也算无憾。
在胡适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的墓志铭这样无限诗意地写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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