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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秀的归来为多病的老胡适稍添些安慰，也为台湾稍带来一个关于胡适的笑话，即谓男人也有“三从四得”，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不过关于胡适的“惧内”是由来已久，当年友人徐志摩就曾写诗，说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为恐东厢泼醋瓶”。
江冬秀的性格和胡适温文尔雅相反，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母老虎，为一点小事会吵闹不休。在他们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的恋爱；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这些略有耳闻的绯闻经常惹得江氏醋意大发，采用“非常手段”来整治“负心汉”。胡适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家中的地位也“颇低”。胡适有一张婚后的全家福照片很说明问题，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地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让人忍俊不禁。这张照片，可算是这个家庭权力配置最生动的写照了。
晚年的胡适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了，胡适甚至开始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搞笑的“发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前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胡博士这样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
暂时的平静生活很快被打破，这年11月胡适又因为台北一次演讲，引发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围剿。这次演讲是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而作，胡适是在洋人的纠缠下作了一个不过25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内容其实依旧是他的老调重弹：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刻薄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
胡适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胡适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发了一场思想社会的震荡，旋即遭到有“预谋”、有组织的猛烈围攻。
在论争中，徐复观一马当先，指责胡适论调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文章重点批评西化派和胡适。此言既出，立即在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及《文星》杂志等，很多文章都对胡适进行火药味十足的攻击。
这时力挺胡适的学者也出来应战，李敖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他长文《播种者胡适》在《文星》刊出，杂志还以胡适照片作为封面。李敖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称颂胡适对于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贡献。
针对李敖的言论，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纷纷参战，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他们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
1961年，胡适因心脏病住院。
一时“反胡派”气焰嚣张，而胡适本人在各方夹攻中已心力交瘁，垂垂老矣的他因此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但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倒下，中西文化的论战就停止了。胡适进了医院之后，论战反而愈演愈烈，不可开交，双方都互不相让。
12月17日，胡适在病床上度过了他71岁的生日，于次年1月10日出院。胡适风烛残年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经常难抑心头的愤懑与烦忧。虽然胡适素来号称修养好，但毕竟也具七情六欲，经常翻看杂志，满目都是关于他的论战，让他无法视而不见。
有次杨树人去拜访他，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对捧他的文章并不领情，他之前谈到李敖赞扬他的文字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觉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不够了解，何必谈它。”胡适和杨树人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地说，不住地画，心情激愤难平。最后他指着这文章骂道：“真是下流!”
1月15日，胡适看到《中央日报》上几种杂志目录几篇都是围剿自己的文章，他不理解地说：“这里糊涂人还是那么多，我30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这样心境下的胡适晚年真是不易，可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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