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胡适书生最后的闹与寂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194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岁迎新年的夜晚，萧瑟的金陵古城干冷干冷的。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势的一泻千里，四面楚歌的城内已是人心惶惶。南京失去了以往节日的喧闹，零星的鞭炮声把气氛衬托得分外凄凉。在这方曾上演过多少王朝兴废与帝王更迭的老城里，雕栏玉砌今犹在，又将是朱颜改。
这个一年将尽的夜晚，胡适是与学生傅斯年一起度过的，他俩面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凄然对坐，凌乱的心绪平添了几分末世的哀婉，连发出一连串伤感往事的幽古之思。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心绪激荡地背诵着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飘零情怀让他们泪流满面。胡适反复吟咏着这首诗，并将它抄写在日记里。“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所有的一切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之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方，忠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也许胡适哀伤的不仅仅是国民党这个落幕的政权，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改良的变革之路，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的幻灭。在他整个后半生的日子里，这种穷途末路般的哀伤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胡适这时来南京赋闲已多日，他在自己新年第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他是1948年12月15日乘机撤离北平的，之前蒋介石还派陶希圣北上请他回南京“临危受命”，让他组阁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而前面的翁文灏内阁已于11月中旬垮台。
陶希圣赶到北平，在东厂胡同找到胡适，胡适当时还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陶希圣与胡适缠磨了两天时间，胡适还是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但他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胡适像
没过多少日子，北平在共产党的大军压境下成了一座孤城，蒋介石焦急之下先后两次电报催促胡适南下，并派专机飞赴北平实施“抢救学人计划”，胡适正是他要“抢救”的首要人选。而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12月14日，胡适留下一纸短笺给北大同仁道：“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胡适临走时狼狈得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仓皇中只捡了父亲的遗稿和自己的著作手稿。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50周年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言语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8周岁生日，这次含泪的致辞竟成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场告别式演讲。
胡适其实并非什么政治人物，官僚衙门本没有他的份，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能体味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他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伟大的书生。从当年的中国公学到北京大学，他都倾注了十分的情感，校长这个位置也是他最为留恋的。早年的胡适是反对搞政治的，这点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虽然他曾将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话早就抛弃，不过“不入政界”总算一直在坚持。其中抗战期间胡适也做过几年驻美大使，这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危亡时机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命运出一己之力。
抗战胜利后，胡适还是皈依自己内心，回到他所喜欢的学术生活中。胡适自己认为和老乡陈独秀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在胡适的眼里，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可是在胡适40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刚形容的，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
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胡适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对国民党的诤言和闲话也不少，他从来不畏惧当政者的高压，也不成心阿谀奉承地说顺耳话以作为自己晋身之阶以自肥。他追求温和的渐进式改良，对任何独裁政府都没有真正的好感，为民主自由而终身不懈努力。
蒋介石颇为倚重这位可贵的“过河卒子”，他借助胡适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独裁政权涂上一抹民主的色彩。1949年1月8日，即将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请胡适到官邸共进晚餐，
平日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破格以示敬意。也许正是出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此乃传统士人的知遇与感恩的情节，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