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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
从此以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暌违阻隔，这些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做苦海望乡人，在满腹乡愁下度过余生。几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们逐渐被记忆和历史所尘封，消失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遗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们在台湾还好吗？他们在台湾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大陆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缓和，一些文化名人，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作品、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琼瑶、三毛作品，伴随着邓丽君歌曲和校园民谣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人，许多大陆人也因此对台湾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其后流亡台湾的胡适、张大千、梁实秋、白先勇等，开始陆续在大陆各领风骚。
本世纪初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相继“登陆”，大陆的“台湾热”常兴不衰，关注台湾事务的大陆民众也日益增多，但两岸长期形成的对峙和生疏绝非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在“台湾热”的喧嚣中，这些研究国学的硕学鸿儒除了个别像胡适、林语堂、钱穆等，多数却不被大陆人所知晓，使得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在这里我选取了九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呈现出这些去往台湾的硕学鸿儒的别样人生。他们深厚的学养固然让人高山仰止，我亦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现出他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书名取为《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其实不是很妥帖，因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笔墨的触角是深入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这儿的“1949”更恰当解释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后来想想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也不单单是1587这一年的那些事儿，东施效颦后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给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在如今这个浮华的年代，“国学大师”这顶帽子被滥用得满天飞，连季羡林先生都要请辞，所以称他们为国学大师总觉得是一个尴尬的媚俗称呼。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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