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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专卖”，这些富豪基本就都歇菜了。
以后国内再数得上的富豪，基本就都云集在官宦子弟或贪官队伍里了，石崇、刘瑾、和珅和大人……
元明时代出了个沈万三，这个不是贪官。专家论证，沈哥是土地经营起家，辗转贸易发家。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肯定是一“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附带一句，在元朝最兴盛时期，马可波罗一伙也是因为做类似的生意来中国的，可见当年国际贸易有多火啊。
但沈哥政治头脑不清，竟敢说要替天子劳军，经济头脑一百分、政治头脑零分。又碰上个小心眼的朱元璋，偌大的家产，被朱元璋一句话就给弄得完菜了。
巍巍中华，好不容易这样一个企业家，就被酷吏这样做掉了。
再下来，到清代，广东出过一个伍秉鉴，伍秉鉴是十三行的领军人物，行业属性也是国际贸易。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这位老兄之所以能够爆富，主要是依靠的广州的通商口岸地位，形成了绝对程度上的垄断，这种垄断具有官商、贸易许可、地域垄断多重色彩。等到鸦片战争打完后，咱大清朝又被迫签订了五口通商后，广州的贸易垄断地位一被打破，十三行的贸易量开始下降，再加上替朝廷赔款、贪官勒索，伍家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再下来就是胡雪岩，先依靠王有龄、再依靠左宗棠，成了二品红顶戴商人，千古商人第一。但左公一死，胡雪岩也就土崩瓦解了。胡雪岩去了，可这种官商模式没去。
为什么只有胡雪岩的官商模式发扬光大了？
回头看一下笔者刚才不厌其烦讲述的那些例子。
几乎两千年的“盐铁专卖”政策，牢牢的把握住了当年的这些升级朝阳行业，根本轮不到私人插手，想在这里面发财，没门。
沈万三富可敌国，最后挡不住朱元璋的一句话，这就进一步决定了大家的价值取向，重官轻商。
伍秉鉴的致富有太强的时代背景和地域因素，很难具有复制的可能。
只有胡雪岩，他的出现实际上是踩在中国两千年商人的肩上、是一位集大成者。社会价值取向“重官”，那就背靠大树好乘凉，借官威、借政府采购、借政府制造的垄断效应、借政府的信用致富。
朋友们可以设身处地的盘算一下。
同样，你也经商，新技术不好研发掌握吧？那你就很难进入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做不了微软。
而获取资金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最便利方式，就是走胡雪岩公的路线，不会技术、不会融资、没有高等级的信用，那请客吃饭、给人送钱、陪人玩弄女色、拉关系这总会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是这都不会，恭喜你，你可以做良民了，安心科举吧，没准有望成为范进。
从中国传统商业的氛围来看，胡雪岩的路线实际上是最具操作性、最具可复制性的一条道路。拉关系以求垄断，以垄断以求发展，以发展以求财富，以财富再拉关系，如此循环。
相比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一些科技或金融企业来言，他们是以技术、以资金求发展，以发展求财富，以财富求垄断，以垄断求更大的财富。其间也少不了腐败，女色、钱权一样不少，比咱中华帝国差不了什么，在腐败程度上或许更有过之而不及。美国刚兴起、以及南北战争刚结束的时间段内，百废待兴，群豪并起，那才叫一个无法无天呢。
插进来一个例子：
1868年，美国市场两大富翁范德比尔特与德鲁之间，爆发伊利铁路股权争夺战。那时候铁路是最火的新兴经济、高科技，前进的方向，时髦。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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