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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的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亦于同时入据北京，这位声名狼藉的军阀，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他的利爪随时会伸向他不喜欢的任何人，或者他垂涎的任何漂亮女人。我曾在一个治安委员会席上见过他几面，当时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那副尊容，真叫人望而生畏。京报编辑邵飘萍被枪毙的那天晚上，北京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告诉我，我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感觉到魔爪的影子已经向我伸过来了。刚好王亮畴(宠惠)来访，我不假思索，连忙跳上他的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在六国饭店辟室住下。第二天跑到美国使馆向一位美国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还有校长室秘书政治学教授李守常(大钊)，女生章挹兰等六七人先后逃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他们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我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经常以写字消遣。
同住在六国饭店的亦有几个人，地质学教授，以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骝先(家骅)就是其中之一。好些朋友不时探望我们，但是在那里关了三个月，即使那是一个豪华“监狱”，也有点吃不消。我们一直在设法逃出北京，后来局势比较松弛一点时，就相继溜出来了。我的一位朋友有一位年轻能干的太太，我之能够逃出北京，就是她一手策划的。她冒充我的太太，同乘一轮古老的马车陪送我到东车站，一路上居然逃过警察的耳目。陌生人望我一眼，都会使我心惊肉跳，虽然我在外表上仍旧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挤在人潮中搭上一辆去天津的火车，然后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
在船上碰到朱骝先，他正预备转道上海赴广州，后来他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我本人则由上海转赴杭州。当时沪杭铁路已告中断，因此我只好绕道赴杭。这时何敬之将军(应钦)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浙江，北京政府委派的浙江省长正准备起义反抗北洋政府向国民革命军输诚。我去拜访他时，他向我透露了参加南方集团的计划。他告诉我，他已经派了一千人沿铁路进驻江苏边境，江浙之间的铁路已告中断。
我心里想，他准是被别人的胜利陶醉了，否则他怎么会企图与实力强他十倍的敌人作战呢?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杭州，绕道重回上海。几星期以后，他的军队被北军打得落花流水。北军进杭州时，他被捕处决。
不久北洋军阀命运逆转，国民革命军进占杭州。我也再度回到西子湖畔。杭州人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这些现代装备的军队胜利进军杭州时，成千成万的市民满面笑容地列队欢迎。我站在人丛中观望，一颗心高兴得怦怦乱跳。经过十六年之后，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信誉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大约一年之后，蒋总司令在民国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完成部署，准备继续北伐。他指挥的军队渡过长江，沿津浦路向北京推进。北伐军抵达山东济南府缘边时，日本人惟恐中国统一，藉口保护在山东的权益和日本皇民的生命财产，竟由青岛派兵沿胶济路向济南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事件”，以破坏中国的统一计划。所谓“事件”，自然就是中日之间公开冲突。日军在济南府残杀山东交涉员及其僚属，希望藉此激起中国的报复行动。
蒋总司令洞烛日人阴谋，深恐小不忍而乱大谋，决定暂避其锋，把国民革命军的前头部队调离山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渡过黄河，直逼北京。因而国民革命军未遭阻挠，统一目标亦赖以实现。日本军队在山东终于扑了空。
国民革命军到达后，北京随即陷落，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
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进杭州时，我被任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我在政府中担任工作的经验也就在杭州开始了。杭州是浙江的省会，也是我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省政府由省政府委员会组成。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前，所有省府委员以及主席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委派的。
省府委员之中有五位分别兼任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军事厅长、建设厅长和教育厅长。省府委员会之上则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负责全省一般政策，政策决定后即下令省政府执行。会议主席由省主席张静江先生担任，由我任秘书长。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国民党要职。后来省境情势渐趋稳定，政分会遂告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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