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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生现在开始把他们的攻击目标移到这个“腐败之家”头上了。有一天下午，好几千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进河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
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发生。国会议员最先想确立人民代表的权威，学生们却反唇以“猪仔”相讥。国会预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就发动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并且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自知本身有弱点，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愤世嫉俗的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有一天对我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如果一个机关只是被公众憎恨，它也许仍旧有存在的余地，如果这个机关成为公众冷讽热嘲的对象，即使那是为了其中少数人的行为，多数人也会因此遭殃，而整个机关也就像沉船一样难逃劫数了。中国宪政初期的国会，情形就是如此。后来有些军阀抓住机会，干脆把它一脚踢开。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军阀时代的宪政。一方面是军阀以威胁利诱来破坏宪政，他们没有领导民主团体的威信、原则或政策。袁世凯垮台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实际权力操纵在互相残杀的各省督军手里。他们根本不理什么叫法律，他们只晓得自己持有封建军队的武力。中央政府既不能维持宪政原则，也不能确立治国政策，事实上这个政府已经无足轻重，不值得拥护也不值得反对。
在另一方面，国会里的议员，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利益。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他们本省的或本地的利益，甚至只是本身的利益。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观念，本来就很模糊，因此对国家大事也就不可能有整套的指导原则或政策。除了地方事件或私人利益之外，既无组织，亦无领导。中国人爱好自由，但是对有组织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对宪政，却无经验，也不懂组织对民主的重要。中西国情不同，想使中国遵循西洋的宪政规模，无异赶东方之车，朝向西方的一颗星走着。宪政试验的失败，实在毫不足奇。
中山先生有鉴于此，所以在他的民主宪政计划中，设计了训政制度，作为过渡到宪政政府的跳板。依照他的计划，先有军政时期以达国家统一，接着是一个以党领政的训政时期，最后才过渡到正式的宪政时期。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训政政府，锐意革除国会的腐败风气。此后十年间，国民党在蒋委员长领导下，铲除军阀，统一全国。日本军阀所导致的国难，使统一的局面更为加强。
国家统一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孙中山先生已经制定建国的原则，只要政府与国会能有坚强的领导，人民与政府一致尊重法律，中国无疑地将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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