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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经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袍。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诱惑，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经在中国人头上养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末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末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只准高等华人入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此地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道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五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焦、苹果，和梨子上船售价。我和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不行，”我说，“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吃了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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