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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围城中沿着顺城门大街散步。老百姓还是照常操作，毫无紧张的样子。拉黄包车和坐黄包车的也与平常毫无异样。我们从西单牌楼转到西长安街，然后又转到中央公园。皇宫前半门谯楼上的黄色琉璃瓦，在夕阳下映着澄碧的秋空闪闪发亮。我们在一颗古柏的浓荫下选了一个地方坐下。这些古老的柏树是几百年前清朝的开国皇帝种植的。有的排成长列，有的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着柏树的芳香，微风带着这些醉人的香味吹拂着我们的面庞。我们围坐在桌子旁，静听着邻座酒客的议论。大家都在议论战事，猜测着谁会胜利，谁将入据北京。谁胜谁败，大家好像都不在乎。操心又怎么样?北京已经见过不少的战事，饱经沧桑之后，北京还不是依然故我?沉默的午门谯楼就是见证。
“城门都关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叫个鱼吃吃。”我的朋友说。
堂倌拿了一条活生生的鱼来问我们：“先生们喜欢怎么个烧法?”
“一鱼两吃。一半醋溜，一半红烧。”
鱼烧好端上来了，有一碟似乎不大新鲜。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半是死鱼呀!”我的朋友质问堂倌，堂倌鞠了一躬，只是嘻嘻地笑。
“哦，我知道了!这条鱼一定是从城墙跳进来的。碰到地的一边碰死了，另一边却仍然活着。”我代为解释。堂倌再度跑过来时，我的朋友从桌上抓起一把空酒壶，翻过来给他看。”怎么!你给我们一把空酒壶呀!”
“对不起”，堂倌笑嘻嘻地说，“酒烫跑了!”他马上给我们重新拿了一壶。当然，两壶酒都记在我们账上。
我们在黄昏时回家。那天晚上，战斗停止了，我又想起狼儿。这一晚，它大概可以在城里找个地方，安静地睡一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政府已经易手。皇宫依然无恙。老百姓照常过活。各城门大开，成千成万的人从乡下挑着蔬菜、肉类、鸡蛋、鱼虾涌进北京城。小孩子们在战场上捡起废弹壳，以几块钱的代价在街头出售。许多人拿这些炮弹壳制花瓶。
城外有些人家破人亡，我亦失掉了我的狼儿。
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使中国陷于瘫痪而成为邻邦侵略之目标的，实为人心之动荡，交通之破坏，经济之崩溃，以及国民安定生活之遭破环。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几乎成为不可能。中国当务之急就是统一。
蔡校长赴欧旅行时，我又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这时我接到中山先生一封信，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并勉励我“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孙先生可惜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希望实现，不过短短数年之后，他的继承人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所向披靡，先至长江流域，继至黄河流域，终至底定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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