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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不但是知识上的反抗，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反抗。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十八世纪的个人观念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并临：个人自由表现于对旧制度的反抗；工业革命则表现于使中国旧行业日趋式微的舶来品。中国的旧有制度正在崩溃，新的制度尚待建设。
全国普遍显现扰攘不安。贫穷、饥馑、瘟疫、贪污、国际知识的贫乏以及外国侵略的压力都是因素，青年学生不过是这场战乱中的急先锋而已，使全国学府遍燃烽火的，不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墨水瓶，不是一个在教会学校里被刮了耳光的学生，也不是一次学生与轿夫之间的龃龉而已。
我们离开那所教会学校以后，我们的学生会自行筹办了一个学校，取名“改进学社”。这个名称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炳麟给我们起的。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声郭橐，溢于堂外。他说，改进的意思是改良、进步。这当然是我们愿意听的。我们的妄想是，希望把这个学校办得和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一样，真是稚气十足。但是不久我们就尝到幻灭的滋味。不到半年学生就渐渐散了。结果只剩下几个被选担任职务的学生。当这几位职员发现再没有选举他们的群众时，他们也就另觅求学之所去了。
我自己进了浙江高等学堂。我原来的名字“梦熊”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因此就改用“梦麟”注册。我参加入学考试，幸被录取。当时的高等学堂，正当罢课学潮之后重新改组，是一向有“学人之省”之称的浙江省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求是书院。“求是”是前辈学者做学问的一贯态度。求是书院和绍兴的中西学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课程中包括一些外国语和科学科目。后来新学科愈来愈见重要，所占时间也愈来愈多，求是书院终于发展为一种新式的学校，同时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这个学堂既然办在省城，同时又由政府负担经费，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省文化运动的中心。它的课程和中西学堂很相似，不过功课比较深，科目比较多，先生教得比较好，全凭记忆的工作比较少。它已粗具现代学校的规模。
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东边有一点闪霎的亮光，我就摸到东边；东边亮光一闪而逝以后，我又连忙转身扑向西边。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开始时似乎很难了解外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人试图了解群众行动时一样困难。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自然那只是一种粗枝大叶而且模模糊糊的了解。但是这一点了解已经鼓起我对西洋史的兴趣，同时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在浙江高等学堂里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我渐渐熟悉将近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同时对于历代兴衰的原因也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是我后来对西洋史从事比较研究的一个基础。
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更多：首先是一八九四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童年时代所看到的彩色图画曾使我对它产生错误的印象；其次是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运动，那是我在中西学堂读书时所发生的；再其次是一九00年的义和团战争，我在上海时曾经听到许多关于义和团的消息；然后是一九0四年的日俄战争，我在杭州念书时正在进行。每一件事都有丰富的资料足供研究而且使人深省。
我们也可以用倒卷珠帘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丧失了越南；太平天国始于一八五一年而终于一八六四年，其间还出现过戈登将军和华德将军的常胜军；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如果再往上追溯，明末清初有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元朝有马哥·孛罗来华游历；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非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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