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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技能和积累知识，这就离不开教育。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对于教育问题都不应该忽视。我们的正统教育，明确认识到人的道德素质与社会和谐有序、与国家的治理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强调“德教为先”。即使在西方，先哲们也同样关注道德的重要性，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观点，柏拉图论证了“人类善德”存在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更是指出：“如果人没有美德，人就成了动物中最邪恶、最残暴、色欲和食欲最大的动物。”
首先，建立开放机制，打破教授终身制，摒弃苛刻聘任门槛，吸收品德与能力俱佳的人才做教授。
老师，是良好教育机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教授，更是中国高等学府的重要资源，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是有大师之谓也。”正因为“大师”们在学校所处的关键地位，所以我国的现代教育体系中，长久以来实行的是“教授终身制”。
“教授终身制”发源于美国，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对美国的教育体系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中国的“教授终身制”，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职称终身制”，虽然其中也有所谓的聘任程序，但基本流于形式，并且都是例行的校内高级技术职务评审。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制度引发了诸多不良的现象：比如，教师为职称而研究，不评职称就不研究的现象；又如，评上教授以后，教学积极性和进取热情就下降了等。
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学府已经相继打破了这种“教授终身制”，实行公开招聘及聘期合格考评制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诚然，这些做法改变了一些问题，为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对“教授”们形成了不断的激励，促进了学术的进步，提高了教学的水平。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很多有才能、有思想的学者或专家，尤其是没有学历和背景的民间研究者，都被各种限制“门槛”挡在了体系之外，各个高校的“职称”条件还存在着很多硬性的“指标”，而这些“指标”的获得还是要来源于“应试教育”，所以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我们建议，不但要打破“教授终身制”，实行“终身教授评估制”，更要取消过于苛刻的“职称评判门槛”，在教师层面就依照“先德行，后学识，再资历”的审核程序，并以前两者为主要标准，第三者仅作参考之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发掘国家的有德、有识、有志之士，给予他们最高的认可与尊重，并由他们带动着整体教育体系的改革，培养出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人才。
其次，研习中华哲学本源系统知识，强化太极思维的能力训练，实现创新的核心基础。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受益于继承故有的文化遗产，更离不开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进行创新，而创新能力的强弱和创新效果的优劣，则取决于创新者的思维。优秀的思维，是创新的本质基础。
思维是人的心理过程中最复杂的现象之一，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内在规律的反映。思维是人脑中先天固有的活动，并由于受到后天的教育、环境、认知等方面的不同影响而形成一种定性的模式。人类社会，因为时代不同、地域不一、种族各异，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差别，并且这种思维差别的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每个民族文化积淀的不同。
中华民族，世界上最聪明、最具智慧的民族之一，其文化的源头即是博大精深的《易经》知识系统，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中华儿女尤其是伟大先哲的主要思维方式，那就是“太极思维”。
《易经》的“太极思维”即包含了“归纳法”与“推演法”为主体的思维方法，又包含了“类推思维、类象思维”与“交合思维、互变思维”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一套非常完备的思维体系，在各个方面都能指导最现代的生活方式，其智慧的超凡价值，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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