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八孔子学说的发展
宇（空间）宙（时间）间一切事物都在不同情况中不断地发展。人类在社会中更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随着不同的民族的生活条件创造出不同的文化。自古以来各家圣哲的学说，都是随着他们当时的文化，解决他们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有所创立。及至时过境迁之后，即在他们各自的门派中，也不容不有所发展。以孔子的学说而言，仅仅两代就有显著的变化。“陈亢问于伯鱼（孔子之子名鲤，字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李氏》）
孔子并没有自教孔鲤，但孔鲤的儿子子思却有许多学说的记录。首先是传说他作《中庸》，虽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而《论语》中既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又记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但《中庸》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如果《中庸》真是子思所作，其中许多主要论点却是孔子少说或没说的，那么子思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如今考古出土许多简牍，中有标题《子思》的，这在流传已久的传说作《中庸》之外，又添许多言论了。
子思的门徒又传于孟子，孟子又被唐人韩愈所推尊，这是一个系统。另一系统是孔子作《春秋》，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那么作《春秋》是否事实，至今还有若干争议。作《传》的“公羊”、“毂梁”、“左氏”把鲁国当时一份“大事记”各加解释，汉代董仲舒又引申附会了许多算是孔子原意的学说，这是又一套发展。
北宋华山道士一派的学说，累传到了邵雍，他还表里如一地举着道家的旗帜。周敦颐、张载、程颢，由道家改举儒家旗帜，而程颐、朱熹更正颜厉色地以儒自居，以圣自居。并把《大学》、《中庸》压在《论语》之上，称为《四书》。还私自又搞静坐一套禅家道术。旁人说到佛、禅，他们都斥责过那是“夷狄之学”。再往后什么陆九渊、王守仁等等，更不必列举子。总之都打着孔子旗号，而说了孔子所没说过的话。这是历史发展的常情，也是惯例。
总之，孔子在生存的那个时代里，那个社会中，而有他那样的思想，那样的行为，那样的学说，不能不被他的弟子们以及后代读过他的学说的人，心服口服地尊敬他为圣人、为师表。但是孔子的时代，一切社会情况、物质条件，以及文化、思想，当然与后世有所不同，后世的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也不能不有所歧异。即以汉代和宋代的学者对孔子学说的认识和解释，无疑都是属于发展了的孔子学说。更无论金、元、明、清人的继续发展了。这是说遵奉儒学的一方面。至于反对儒学的，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时，所针对的“孔家店”，也是发展了的孔子学说，与孔子自己曾说的，在精神实质上已多不相干了！还有，虽想尊奉孔子，而方法片面，如七十年前那种“读经救国论”，事实上给孔子帮了倒忙了！
附：试论《郑注论语》一则的牵强附会
郑玄（康成）遍注群经，是汉末一位大儒，他注的《论语》在唐代传诵还很普遍。尤其在西北地区，敦煌、吐鲁番都有残本发现，而中原却没有流传，学者深有遗憾。
清末法国伯希和氏自敦煌得到一卷《郑注论语》，罗雪堂先生把它印在《敦煌遗书》中。20世纪60年代文物单位又从吐鲁番得到卜天寿所抄的一卷《八佾》，还有一些零碎残片，文物研究所王素先生辑印成一小册。近年台北陈金木先生撰《敦煌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上、下二册，加上前代学者从古书中零碎辑出的郑注，也得不到《论语》郑注的全部。
不佞功从陈金木先生的书中偶翻到一条，觉得这位大儒所论，实在有些牵强，由于郑注失传已久，未免有些重视。古代典籍被称之为“经”的，再加注、疏，当然要更多地表现出“教育意义”。这类特别表现的教育意义，在当时或后世的“儒学家”，也有不全同意处，如曹魏末何晏领衔的《集解》并未多取“郑注”，更不用说，南朝皇侃、宋代邢昺以及程、朱了。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