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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若言论与师说的矛盾
《论语》第一篇《学而》开始记孔子所说的三句话，极像今天的“开学讲话”，用的是启发口气，十足表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的风度。紧接着即是有若讲话：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接着又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论语》是谁记录的，前代有许多的推测。北宋程颐认为：《论语》中记孔子门人多称名、称字，只有对有若、曾参称：“子”，可见应是这二人的弟子所记录编次的（其实未必，《子路》篇：“冉子退朝”，何尝不称“子”）。所以有若在开篇即讲仁之本是孝弟，孝弟的效果是不犯上、不作乱。这就使当时的诸侯、大夫、掌政权者所乐闻，后世帝王皆尊儒术，也未必，与有若这番言论无关。
在《论语》中未曾见过孔子对“仁”作过什么“定义”、“界说”。“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孔子不说礼之本即是俭、戚，或说俭、戚是礼之本。在孔子言论中，“礼”的重要性是次于“仁”的，对礼尚且未曾简单指出它的“本”是什么，何况对“仁”。但孔子并非不重视孝弟，不但曾多次讲孝，还说过“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虽曾父兄并提，那是指回到家中的事，并非说是“十二之本”。因“仁”所包含的范围比孝弟更广、更大，可见有若这段话，未免略失于不够周全。
至于说但能孝弟即不会犯上、作乱，又与孔子的言行有矛盾：“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不管“犯”的行动、言词、态度等等如何，总归是犯；君，当然是上。以有子的逻辑来说，孔子和子路都一定孝弟不足了。“公山不狃以费畔（叛），召，子欲往”（《阳货》）；“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阳货》）。孔子虽都未往，也不论他们的叛是什么目的，孔子的欲往是为了平息叛者，还是为纠正叛者，畔者的行动为“犯上作乱”，自是毫无疑议的。孔子被“召”则“欲往”，至少在思想上是曾想到叛者那里去的，岂非孔子又一次表现孝弟不足了吗？
不止于此，《为政》篇“《书》云：孝乎惟孝”，何晏《集解》包氏注说“美大孝之辞”，是在“惟孝”处断句的。而朱熹《集注》则在“乎”字断句，成了“《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因为他在注里说：“《书》云孝乎者，言《书》之言孝如此也。”他却忘了对父母讲孝，对兄弟讲友。这里称“惟孝友于兄弟”，为什么？不难了解，是照顾前边有子的“孝弟”连称，而且“为仁之本”，以至忘了文义，误改句逗，也足见有若这段言论的影响之大了。
清代毛奇龄的《四书改错》对朱注这里的断句加以批驳，列举包咸以及班固、袁宏、潘岳、夏侯湛、陶渊明、宋人张耒、张齐贤，以至《太平御览》引《论语》，都在“孝乎惟孝”断句。只有朱熹在“孝乎”断句，成了“惟孝友于兄弟”，是“少见多怪，见橐驼谓马肿背”，使此句成了“肿背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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