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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群体，是社会丰富多彩的群体；而大墙内的女囚，则是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女人不轻易犯罪，女人要是能走进监狱，一定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人们的印象里，监狱一定与世隔绝，阴森恐怖，拥挤肮脏，潮湿黑暗，仿佛是人间地狱，但是当我来到上海女子监狱采访，走进大门的那一刻，就充满了惊讶：人字形的大楼中西合璧，马赛克的外墙色彩美丽。绿色的草坪，高高的篮球架，宽阔的跑道，女囚们坐在板凳上织毛衣，草坪上铺满了被子，秋日的阳光将被子晒得十分松软。
一种温馨的感觉爬上我的心头，我对陪同参观的监狱长樊天敏说：“前些年我写《山脊——中国扶贫行动》这本书，跑了全国很多贫困地区，你们这儿的条件真好，比我见到的很多学校、办公室都好，女囚们的神情很轻松，这儿一点也不像监狱。女犯们在这儿，除了没有自由，跟外面没什么两样！”
她说：“是啊，我们执行的就是‘自由刑’，我们是剥夺服刑者的自由，而不剥夺其他。”
我的心不由得一震，“自由刑”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新鲜，1984年版的《法学词典》上这样解释：资产阶级法学家在刑罚理论上对刑种分类的用语。即剥夺自由的刑罚，如徒刑和拘役。
20多年过去了，“自由刑”作为一种刑种分类，早已为我们接受。依照《监狱法》，监狱正是对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罪犯执行刑罚的专门机关。无论是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剥夺自由，只是时间限定不同。无期徒刑为终身监禁，有期徒刑则是在法定的期限里。让“自由刑”这个概念走出法学家的象牙之塔，注入监狱警察的脑海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仔细地端详着人字型的监舍大楼，发现马赛克的墙壁以白色的小方块为主，里面点缀着一些黑色的小方块。黑白相间，白色为主，黑色为辅，这似乎是一种意象。我问樊监狱长为什么要在白色的墙壁上镶嵌黑色的马赛克？她说这是提醒服刑人员：你的身上沾有污点。我的眼前一亮：监狱是一个黑白世界，囚徒到监狱服刑的过程就是洗刷身上污点的过程。黑与白是那样泾渭分明，向每个囚徒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在这个世界里，龌龊与清白，你到底要什么？
为了了解新时期的狱警，让我们走进樊天敏的人生历程。
不幸的童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建国初期，为了保卫大上海，国家在上海周围开辟了很多农场。为了支援农场建设，樊天敏的父亲就从民政局调到白茅岭农场。那时候的很多农场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樊天敏的父亲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劳改干部。
1951年农历11月20日，樊天敏出生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当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迎接她的并不是玫瑰花。她的父亲三代单传，很盼望妻子能生一个儿子，没想到第一次做父亲，却得到了一个丫头片子。
她的母亲患有心脏病，于1963年去世。当时，樊天敏才12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的樊天敏接过了母亲留下的家庭重担。她既要做饭、洗衣服，又要照顾弟弟，累得筋疲力尽。没想到漏屋偏遭连阴夜，破船又遇顶头风。母亲死后还不到3年，父亲也去世了。当时，她父亲在农场参加夏收劳动。天热得出奇，干完农活后出了一身臭汗，她的父亲就到水塘中洗澡，不幸溺水身亡。那时候，14岁的樊天敏胸前还飘着红领巾。
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小小的樊天敏既当爹又当妈，拉扯着弟弟，苦苦地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家。
1969年，她作为劳改干部子弟接父亲的班，在白茅岭农场参加了工作。农场的农活很辛苦，她像假小子似的带领大伙儿苦干，农场的人都向她竖起了大拇指。她1975年入党提干，在农场担任团委副书记。
樊天敏先在政治部搞理论工作，1985年调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管理女犯。她的丈夫老倪在上海建工局工作，作为一个建设者，他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很多角落。他曾经参加过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也参加过南京地铁、上海地铁、东方明珠、高架桥等重大工程的建设。
1989年夏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海的交通受阻。樊天敏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全家人都抢这辆车。丈夫说：“我是开吊车的，我不到位工程就没法干了，自行车还是我骑吧！”
樊天敏说：“我在监狱工作，我不到位，犯人就没人管了，自行车还是我骑吧！”
他们的女儿说：“我是学生，我不到位，课怎么上啊，自行车还是我骑吧！”
最后，自行车还是让给了女儿。樊天敏和丈夫走路去上班。别看樊天敏在单位呼风唤雨，在家里绝对是个贤内助。因为她包揽了全部家务，她丈夫所在单位的领导说要给她颁发一个贤内助奖章。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在上海国际交流学院读工商管理专业。樊天敏很有女人味儿，闲暇时喜欢穿西服套裙，端庄典雅。她给我看过他们的“全家福”照片，一家三口到公园游玩，她和丈夫坐在小船的后面，女儿坐在前面划着桨。她说这张照片是她对家庭的理解：这是一艘家庭之舟，夫妻并肩而坐共同前进，女儿坐在前面预示着后来者居上。
1996年上海女子监狱成立时，贤内助樊天敏被任命为上海女子监狱监狱长。
小猫能对付大老鼠吗
上海女监的犯人可是见过大世面，她们来自三江六码头，既有睡过五星级宾馆的，也有睡过垃圾桶的。与这些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女人相比，上海女监的民警就显得太嫩了，一线警官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和女犯们朝夕相处，颇有点小猫大老鼠的味道。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樊天敏刚上任的前半个月，每天晚上都要当两个小时的电话接线员，值班民警遇到事情拿不定主意，大事小事都向她请示。
她的老家在崇明岛，一个星期天，她到崇明岛看望亲人。下午4点钟，她的呼机响了起来，一看是女监呼她，立刻回了电话，原来是一个犯人接到病重通知。她马上对值班民警说：“你不要慌，犯人在医院有医生照顾。如果接到病危通知，马上让尹非副监狱长前去安排。我现在立刻往上海赶！”
回上海的路上她想：自己既是监狱长，又是丈夫的妻子，女儿的母亲。监狱工作不能光靠自己一个人苦干，必须充分发挥每个民警的作用。
回到监狱，她妥善处理了那个病重犯人的情况，然后对民警们说：“你们不要因为自己年轻就不动脑子，我要求你们在三年之内必须拿下大专文凭，拿不出来的走人。遇到情况不要慌，先自己动脑想该怎么处理。”
在她的严格要求下，民警们调动起积极性，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法律专业知识。面对五花八门的狱情，她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很多事情都会自己处理了。
樊天敏觉得对女犯的管理应该刚柔相济，要宽松一些。上海女监主要关押江浙地区的罪犯，当时，第一类是毒品犯罪，第二类就是诈骗。改革开放给上海带来了生机，也给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带来了犯罪的机会。股票、证券、投资、房地产系统，大量的金融犯罪触目惊心，女犯的年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25—3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一类是59岁现象，就是快退休的女人在退休前想好好地捞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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