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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关税和津贴
我们现在都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自由的竞争，开放市场的完美智慧以及政客们将其称为‘合理的运动场’。”新南威尔士的种植者克里斯·布莱克（ChrisBlack）认为他的同伴正在与这种风气作斗争。
“我们是世界上最后的稻米自由贸易者，”他告诉我们说，“当美国和欧盟争夺贸易援助时，我们就像三明治当中那块肉似的，被夹在中间。”稻米贸易的竞争者们用很多方式资助着农民：低利息贷款，价廉的种子、化学品，免费的水，保底的收购价。澳大利亚人得到育种和研究的经费资助项目，其他需要支付的就是从灌溉到市场之间的费用。
美国种植者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尽管他们也抱怨不公平的外国市场竞争。研究马兰比季河（Murrumbidgee）和密西西比河峡谷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是很有趣的，两个地区都有大型的农场，有着相似的设备和经营方式。一些美国农民还在以自己的名义种植、碾磨和出售着自己的稻米，这种艰难的独立操作方式在澳大利亚或许是不可能的，而在美国也不会持续得太久。在加州已经是由大型企业来生产稻米了。对小小的个人来说，生产成本增长得太快，以至于几乎跟不上了，到处都是需要品牌、广告和空间的市场了。
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澳大利亚声称他们要进行一次辉煌的电视宣传运动来提高20%的国内稻米的销售量。1988年，在路易斯安那，伦纳德告诉我们说现在美国每年人均消费将近21磅的大米，当时的目标是1995年达到25磅：“25in95。”这个人均量隐藏着地区间消费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个数据还包括了用在食品加工和酿酒业当中的稻米的数量。但这仍是1960年以前稻米食用量的3倍。
美国稻农有个优势就是都集中在几个州，而他们的福利是从华盛顿的特定利润里支出的。他们也有足够长的时间建成一个稻米“基地”——是被包括在由联邦政府限定面积保证价格。“基地”的面积不能再扩大，所以在“基地”以外种植额外的稻米，农民就要自己承担风险。大豆就得不到像稻米这么多的支持，但是它们也不需要任何“基地”，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农业政策才刚建立时，大豆不是美国的主要作物。玉米就非常需要这样的“基地”，但在路易斯安那却一个也没有，因为那儿的人们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不种这个。所以那儿的农民种很多的大豆，而玉米就很少。
美国的稻米种植，就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如果您不是生来就种稻米的，就很难进行得顺利。土地和机器都很贵，税率高而且低息贷款又很少。不管到哪儿，人们都会加入当地拥有磨房的合作社，参与的份额也是很贵的。“新”稻田，如果没有获得政府保护价格的资格，就会种植售价低于稻米生产成本的作物。
我们去了路易斯安那的MerRouge，见到了拉里·塔布斯（LarryTubbs）。他给我们看了一小块土地，是经他改良成适合种稻米的土地。在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溪旁，我们看见三台黄色的大型压路机，绕着圈儿，铲起土然后顺着机器中间柱子上镭射灯指示的方向把土撒下。在路易斯安那广阔的天空下只是看起来很平坦的土地正被夷平成一块块像台球桌那样的梯田，它们被机器推建的土垄隔开。在一条窄梯田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截小管，它可以把地下水引入几公顷的土地里来。把地夷平和安装灌溉设备的花费相当昂贵，但它们可以长期使用，这样使土地的价值较之以前增长了3倍。
拉里的儿子已经是一位优秀的稻米种植者了，所以根本不必问他是否想让这项家庭事业传承下去。拉里自己开始是密苏里州（Missouri）的小麦种植者，他在很多年前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邻居们一起搬到了南方，那时种值小麦看似是没有前途的。但他做得很好，而其他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密苏里州了。我问拉里他怎么看美国稻米的前途。他摇了摇头，“大型企业会越来越大，而小农民将会消失，”他说，“这是一种耻辱，但我也不知道还能是其他的什么。”他的大部分土地都以一年租约租给了佃户，这种短期租约是为了避免遇到懒惰无能的农民会连续三年损害土地。他自己也种稻米，但不在政府的任何购买计划之内，他自己直接卖给拉丁美洲的买家，通常是在收获前几个月就开始谈判交易了。
这种大型的、冒险性的、资本密集的农场也许看似艰苦，甚至残忍，但它在大多数主要稻米种植区发展得很快。作为环境的标志牌，它是另一种维护地貌的方式，这些土地在100年前就已经不是荒地了。从社会角度来说，它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尽管只能解决少量的农村就业问题。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说，它产生了难题和机遇。稻米可以销往国外，这对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有好处。想满足种植者、磨坊主、运输者、消费者和其中最为迫切的援助接受者这些充满矛盾的需求，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于是一些政府宁愿幻想着把它留给“市场力量”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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