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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农民通常要等到国王（他们通常还有个平地之主的封号）犁出一条象征性的犁沟，并向相应的神灵祈福后才开始犁地：美斯·托拉尼（MaeThorani），植物女神；弗拉·弗姆（PhraPhum），地球之主；南格·麦格塔拉（NangMegtala），雨神。这些行为和祈祷是为了让分管各项的神灵们注意到农民献上的食物、鲜花和熏香。当稻子在发芽的时候，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它一定会被赞美，但如果是男人，它就会感到非常得羞涩；于是，妇女们会带上略苦的酸橙、柠檬、香水和香粉及镜子去田里。当稻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农民简直不知怎样感激稻母神——美斯·弗索普（MaePhosop），因为收割机已经吓走了她，所以妇女们收集一把稻秆做成一个稻米玩偶装在篮子里带回家，给它穿上衣服就像一个草根公主，希望它能召唤稻米的灵魂住进这个玩偶里。这个玩偶被安置在谷仓里，以确保下一季的稻种能够多产。
很多地方还依然讲究这样的仪式，尤其是在那些偏远或稍微偏远的地区，但是它们依然是要慢慢消失的，而且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的，不是因为农民不再信仰美斯·弗索普，而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她了。
皮埃尔·古鲁（PierreGourou）在他的书《雷扎耶的文明》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描写农民的宗教仪式。一个伊富高人的村庄每年用191天的时间来进行仪式，他们会献上共467只母鸡、76头猪和4头水牛。老挝北部的拉美人，是种旱稻的，他们说在所有的植物当中，只有稻米是有灵魂的。他们在稻田边的小路上都设了祭坛并摆上鲜花，以便那些灵魂在丰收前能及时找到回家的路。至少，他们在过去常这样做。我喜欢古鲁的故事，关于人们在雨季迟来时是怎么祈雨的，他说在东南亚的有些地方，人们带着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猫，在村子里绕行，并向它洒水。爪哇人则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阻止雨水（把一些没洗过的内衣裤放在房顶上），但造雨应该需要难度更大的法力，所以我相信往一只猫身上洒水也可能连一场阵雨都祈求不到。
但是这些像“猜字游戏”似的做法背后也许有科学观察的依据。栾干人在稻田周围和小径上种的植物叫“稻米之友”，会开花，且在稻米成熟之前就结出果实，这样就吸引了猴子和小鸟，使它们远离了稻谷。我可以想象得出农业普及工作者一定不会让农民进行这些迷信活动的。我曾读过马来西亚农民是根据月亮的盈亏周期来种植稻米的资料。不管雷瑟博士对此会怎么想，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稻秆生蛀虫，这些蛀虫是在满月时交配产卵的；又或者，他们只是过去常这样做。喷杀虫剂是很有诱惑性的，但当您意识到它不仅杀死了害虫，还包括害虫的天敌以及稻田里的鱼，而且开始污染当地的饮用水时……想要回头就很难了。
绿色宗教
我不会为信仰正在消逝而悲叹，因为它们是有魅力的，也通常能够解释我的信念，人们只有在生活过得没有困难时才会感觉幸福。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我可以看出盲目信仰的两个积极面。让穷苦农民满足现状还不是其中之一，而让他们的生活从知性上、精神上和审美上感到满意才是积极面之一。对我来说，经典事例不是人民基本富裕的巴厘岛，而是跟过去一样荒凉贫穷的印度。
或许我的感情稍稍脆弱了一点，对一个我更熟悉的国家就不会如此，但是印度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人口稠密，社会各阶层不管是地方派别还是敌对的宗教组织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我举一个小例子，关于它和平的一面：
当我们行驶在新德里附近的主要公路上时，看见漂亮的孔雀在路边昂首阔步并在地面啄食。“孔雀应该是很好吃的，”我说，想起中世纪欧洲食谱里记载的节日欢宴，“这里还有那么多人在饥饿当中，我对印度还有野生孔雀感到十分奇怪。”司机显得更加震惊，“洛德·克利须（LordKrishna）那有一个孔雀毛做的头饰，”他说，“这儿没有人敢杀一只孔雀。”
头饰上有两只鸟：文化满足和生态警醒。这种警醒就是信仰未知超自然力量的第二个益处，它不断地提醒农民，他们是大自然系统的一分子，大自然会用疾病和贫瘠来惩罚那些贪婪、愚蠢以及缺乏远见的行为。科学课程也无非是要我们最终晓得这个道理，只要种植稻子的地方，似乎总有不用化学物质的农民和具有环境意识的人们来进行生产。这些人的态度值得尊敬，至少不是因为它建立在知识和本能的基础上。但是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我们更加需要良性的农业综合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知识。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关于稻米的展览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们在那儿还和维奥莉特·乌纳谈过话。游客大部分是一些父母带着孩子，目的或许是为了教育孩子。但是大人和孩子都显得有点着急和厌烦地盯着那些人工作品，似乎那些是来自遥远的不可想象的过去。比如锄头、捣杵、雕刻的储藏箱、德维·斯瑞和她配偶塞达纳的画像等这些东西，会被那些50年前在苏门答腊岛（Sumatra）和爪哇岛的乡村度过了童年的人们立刻辨认出来。不能指望这些东西对今天的新加坡人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都已经是一些用途相当模糊的物件了。
其中最吸引人的要数巴厘岛人吓鸟用的小型风车磨坊了，它能发出像加麦兰(gamelan，一组印尼的民族管弦乐器)那样的声音，并绘有生动的图画，描绘了一个农民在与一头顽抗的水牛搏斗而他的妻子在舂米时的情景。我们却不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去巴厘岛旅行的时候见过这种小风车，我们认为他们在吸引游客方面比吓唬小鸟做得更好。
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个来自加里曼丹的绝妙的木刻犀牛，它涂着亮亮的油彩，似乎在自鸣得意。加里曼丹土著伊班族（Iban）部落是把犀牛当作神圣的祖先，它们是被派来教人们种植稻米的。伊班族人通过观察星相来确定什么时候准备播种：他们在守候昴宿星与太阳一起升起的那一天的到来。在横跨沙捞越（Sarawak）疆界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说他们是一个町迪特王的后代，他娶了昴宿星最小的女儿；她教给他种稻秘诀。J·D·弗雷蒙（JDFreeman）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伊班族农业》一书中，列出了23个伊班族人给稻米不同生长期取的名字，包括“像麻雀的尾巴”、“像怀孕的男人”、“像怀孕的女人”、“遥远的召唤”以及“成熟的嘴唇”……
弗雷蒙问农民为什么不用连枷脱粒，而是赤脚来踩（这很慢，又很痛）。他们说用那么粗暴的方式会冒犯稻米的灵魂，甚至用脚踩脱过粒的稻米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尽管如果您确实忍不住踩了它，它也会理解的。
犀鸟的后裔称他们的祖先为“burungsingalung”，他们的收获节为“gawaiburung”，意为“鸟之盛宴”。在新加坡博物馆里，有一张四个古代人在庆祝收获的老照片，从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可以看出他们过得很开心。他们正要把献祭的公鸡杀掉，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神能享用。他们显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相当满足、幸福和安逸。他们的收成很好，足以维持到下一次收获的时候。人类还能向反复无常的上天要求得更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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