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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如其他诸学，各有发展流变的历程。“新红学”被批判了，以“资本主义萌芽”论为经济基础而解说《红楼梦》所反映的“上层建筑”，如思想意识等等的说法兴起，取代了“新红学”。此说至今时有重提、复述的例子。如自1954年“批俞”计起，正好已满五十年。
由此一理论而提出的“贾宝玉论”中便出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认为这正是“怡红公子”的思想三大重要表现，恰好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初级阶段的口号要求相似，因而这必然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的反映，于是在中国经济史上寻到了若干可以证明《红楼梦》与时代正相符合的证据。
记得那时期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谈话里，就说“虽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并于此后又曾指示：迄于彼时，还没有真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著作。
最近一段时间，认识了几位在校的高材生，有男有女，他（她）们识见不凡，也敢于打破陈言，自抒新见，表示不同意以“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来理解中国的这部独一无二的伟大瑰宝，也不赞成把宝玉说成是“反封建”的“叛逆者”。其大意是认为，《红楼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物，不宜用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比附”我们的历史实际。
这些新一代青年的对《红》书的理解与议论，令我感到意外，也引我深思。说到“自由、平等、博爱”，是否就等于宝玉的思想？这倒是我早就自学自研的课题之一，却不自近时认识新一代青年高材生开始。因此，想顺便乘机说说我多年的想法——而并非是与他们这些新秀“倡和”之意。我曾想过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应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者的自发分化而产生”（引自《辞海》）。它是最初阶段，还不成“形”。
第二，小生产自发分化，为图自我生存、发展，这才有了向“封建者”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此时应已“成形”，有了些微的“联合”力量了。
第三，所谓“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为了一个“自我”的利益，因为小生产者原先最受桎梏拘迫、最受歧视鄙夷、最不受富贵之族的“怜爱”，不当“人”待。
第四，一旦这些小资本者（经历时间、地域等条件的发展兴隆），其奋斗目标变为积累垄断资财、剥削劳动。一切是可以用“损人利己”来概括的。因而，他们从开始到后来，从出发到“完足”，只有“为己”、“自私”这个唯一的“座右铭”与“行动指南”。
如若我这门外汉妄思妄忖不至大谬非常，那么就不难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对照对比一下，看看到底他的思想行为是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折射投影？宝玉最大的“不肖”是最不知“为己”，最不懂“自私”。所以胡风谓之“唯人主义”。但宝玉不懂什么叫“平等”，他疼怜侍婢，因为她们是女儿。
宝玉的屋内，几等丫头各有“可到”之地，不“及格”的不许入内。春燕的干娘“不知礼”，也“不知趣”，闯入内室被丫鬟们羞辱得无地自容。这叫“平等”吗？
贾公子“不了情”偷祭金钏，冒了大险，费了大事，挣到井栏之旁，只“含泪施了半礼”！好一个“半礼”，这叫主、奴之分呀！平等吗？贾宝玉对小厮们，更“不平等”。他也并不懂什么“博爱”。他不会“爱”夏婆子、老尼姑、马道婆……可以“理解”；但他并不“爱”秋桐、夏金桂、灯姑娘……
“自由”倒是可以“比附”的，比如他理解龄官，为笼中鸟悲叹。他表示日后要将怡红院的丫鬟都“放出去”——是指不做奴婢，婚嫁自便——“主子”不再主张、干预，如此而已。资本家的剥削、害人肥己，是争“自由”的目的，他们也不是容许劳工们可以“自由”。“自由”是他们独享的自由，而宝玉并不曾让自己“自由”地损人利己。宝玉十分欣赏礼仪、礼节，一点儿也不主张“逾分”。他不狂而且不妄，绝不为了私欲而为非作歹。藕官在园内烧纸——宝玉也不赞成她有这种“自由”。
宝玉的真“平等”、“博爱”与“自由”，是和鱼儿说话，和燕子交谈，与星星月亮“同悲乐”。他憎恶功名利禄、八股文章，因为那“文”是假文，他渴慕真文真诗——这里可以拥有一些个性的自由。我以为，他身上拥有的气质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并非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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