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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后,日本重视外派留学生。都曾在英国留学的东方高材生严复和伊藤博文(是否同学,目前仍有争议,伊藤年长严复13岁,且只在英国呆过半年即回国,当时严复只有10岁),回国后有不同的礼遇,暗示了双方对海防重视程度的不同:严复不得已做学问去了,而伊藤博文做到了首相之职。正是此人,于1895年终结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步伐。
1886年8月定远、镇远等六艘中国主力战舰访问日本长崎。不知李鸿章此举何意,是吓唬日本人还是考察日本海防?不得而知。日本人肯定被震惊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那则关于中国水师在305毫米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的故事,这又使日本人看到了希望。尽管懂海军的一些人认为在大炮上晾晒衣服是常识,但是,人们既然愿意用这个例子说明北洋水师的军纪问题,那么决不是空穴来风。何况,北洋兵当时在岸上和日本人(警察)确实发生过斗殴事件。
反观日本,日本政府在长崎访问以后即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圆,用于建造“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以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舰。次年,日本拟定《征讨清国策》,同时天皇拨皇室经费30万日圆用于扩充海军。
当现代海权论的祖师马汉发表《海上权力史论》的时候(1890年),日本人金子坚太郎倡导日本民众“熟读马汉的著作,奋发图强,使‘日本帝国’掌握太平洋海权”。当年,日本百分之六十的财政用于扩军。
中国之输于日本,实输于有海防而无海权观念。即使象征性地建立了海上防御力量,但并未从总体上认识到海军力量对国防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失败的要害。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2月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书写的挽联中说:“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数年后,孙中山再次提请国人重视海权。他说:“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
至于左宗棠和李鸿章的争论,最终,朝廷的意见是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兼顾海防塞防。但是,塞防方面的财政要左宗棠自行解决一半。左宗棠请出好友胡雪岩向国外借款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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