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人生左宗棠
两次重大争论（1）

    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和洋务运动的另外两个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发生了重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因为搀合了个人恩怨，似乎总是被理解为纯粹的官场斗争。事实上，这都是为国家大事在政见上的争论，是超越了个人恩怨的，不是阴谋。

    第一次重大分歧是和同僚、以前的朋友、上级曾国藩的争吵，由此导致两人后半生互不来往。左宗棠在晚年，几乎逢人便骂曾国藩，像个絮絮叨叨的妇人。但是，我们也不能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当曾国藩去世时，左宗棠以如下的挽联说明二人的惺惺相惜关系：“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指曾国藩）；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的确，二人都是性情中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并不影响到他们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和相互的暗暗关注；呕气也是为国事而呕。左宗棠对孩子们说，他与曾国藩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世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他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是他从前对曾国藩诋毁，今天对曾国藩赞誉。他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左宗棠是一性情孤傲之人，而曾国藩则老谋深算，性格上有冲突。左宗棠没有中过进士，而曾国藩则不仅中过进士，还是翰林院的理学大师。左宗棠对自己的学位向来就非常敏感，加上咸丰十年左宗棠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二人的争论。

    左宗棠心里应该清楚，曾国藩一直关注他的成长，不仅对他委以重任，而且以兄弟相称。但是，敏感的左宗棠还是曾经对曾国藩的一封信表示过不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很客套地写上“右仰”这样的词语。左宗棠见后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

    不过曾国藩知道后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实上，正是曾国藩把浙江的军务全权交给左宗棠，才使左宗棠有机会在对太平天国的最后一击中建立军功。

    于是，曾国藩还在后来说道：“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导致二人最后决裂的争论是关于天京城陷后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的去向问题。曾国藩是奏称幼主已经自焚于宫中；而左宗棠则上折称有从南京逃出的难民供说洪天贵福于六月二十一日逃到广德，又被太平军余部黄文金接进湖州府，准备再起事。

    具体的情况如何，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二人却你来我往，口诛笔伐，在朝廷面前拼命为自己的情报和消息辩护，并指责对方是邀功请赏。

    朝廷对此不置可否，因为此时曾国藩等人功高盖主，挽救了皇帝的江山，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左宗棠后来坚持认为，此次事件，曾国藩错了七八分，自己只错了一二分。

    朝廷还是清楚的，曾国藩的功劳最大，因此，其所封爵位要高于左宗棠。

    左宗棠的第二次重大争论是发生在塞防和海防之争中与李鸿章等的矛盾。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警醒了朝廷。于是朝廷发文要求各地督抚上疏说明自己对塞防和海防的见解。时左宗棠坐镇西北，自然认为塞防重要，因为新疆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不过，他的主张有一定的迷惑性，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可偏重。事实上，朝廷是没有足够的财政同时发展两方面的军事力量的。

    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洋洋洒洒万言，充满对时局变化的忧虑。他认为中国历来备边都在西北，而现在敌人从海上来，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他主张裁撤西北军饷，赶紧筹办海军和一切洋务事业；并认为新疆地区是茫茫沙漠，没有那么重要。他说“新疆不

    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左宗棠针锋相对地说，“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现在时人多以左宗棠为正确，而以李鸿章为错误。实则不然。首先，二人都没有错误，因为都看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险恶环境。一个看到了俄国的用心，一个看穿了日本的歹意。其次，李鸿章的主张更具有现代意识，即他看到了海防是中国历来边防的弱点，并主张从办海防开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三，李鸿章是考虑到中国财力不济，无法同时兼顾二防，所以他实际主张的是暂缓新疆边防，而加强海防，并不是完全放弃新疆。左宗棠和李鸿章关于中国国防战略的争论具有强烈的现代性。

    小时候看日本电影《啊，海军》，看得心潮澎湃。后来才知道，那个片子是个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片。但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的确就是海军崛起的历史。反观晚清之国防，除了海盗从海上来，以国家为基础的海上武装侵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敌人从海上来，是晚清面临的全新的危机，晚清的失败也是长期漠视海权的价值观的失败。

    海防是传统中国面临的全新课题。农耕文明数千年，明清禁海数百年，已经使中国人习惯了面对黄土，背朝大海。赵丹版《林则徐》中，林则徐为加强海防而和民兵一起推千钧大炮的情景，是小时候的另一个记忆。后来晓得，原来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击沉一艘英国军舰！林则徐在初期的对外接触中，囿于传统观念，尚且断定英国侵略军为武装押运鸦片的毒品走私船。可见鸦片和岸炮防御同时毒害了一个民族。

    重视海防，必先确立海权意识，即海上力量（而不仅仅是岸防）的相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和海洋“非常重要”的总体意识。

    传统中国的国防战略思想是陆地防御，这和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直接相关，正是“天子守在四夷”的国防战略，维护了一个陆上中国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