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人生左宗棠
三次重要会面

    左宗棠在崛起之前，一直是个穷举人，如果没有与三位重要人物的会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过湖南，左宗棠是不会成就伟大事业的。

    第一次重要的会面是和鸦片战争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大家、湖南人、两江总督陶澍。陶澍为左宗棠的气质和主张所吸引，乃有了后来再次在南京相见，拜左宗棠为自己的高级幕僚并儿子的师傅。左宗棠还最终答应了两家结为秦晋之好：陶澍的儿子5岁，将来迎娶左宗棠的女儿。

    陶澍(1779～1839年)是湖南安化县人，进士及第后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史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其为人清廉，是晚清一代经世致用学派的大师。他的幕僚贺长龄在他的鼓励下，主持编订过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

    1837春，陶澍回乡省亲，途径醴陵县，见到公馆的一副对联和两句小诗后颇为动容，执意要见这些文字的作者。对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诗曰：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作者不是别人，正是25岁的年轻读书人左宗棠。陶澍邀请当时在醴陵渌江书院做山长的左宗棠在公馆彻夜长谈，而左宗棠却以自己是读书人为由，不去拜谒大总督（可见左宗棠后来出了樊燮一案，在情理之中）。陶澍越发觉得新奇，不仅不生气，反而亲自到书院拜访。这把左宗棠感激得了不得，第二天急忙又赶到公馆拜会陶澍。二人彻夜长谈，甚为投机，成为忘年之交（陶澍时年58岁）。

    左宗棠回想5年前在结婚时为自己书房书写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碰到了陶澍，开始了人生的重要转机。

    第二次重要的会面，是和林则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冬，贬戍新疆的林则徐因夫人病逝，体弱多病，开缺回乡。从贵州进湖南，先顺沅江下洞庭，又自洞庭回溯湘水，于1850年1月3日（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停泊在岳麓山下的湘江边。林则徐早得左宗棠之名而未见其人。林则徐应该最早是从忘年好友、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那里知道左宗棠的。胡林翼早在此8年前就函复林则徐道：“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后林则徐因远戍新疆，未曾见面。所以，此次经过湖南，执意要见这位隐士一面。

    于是有了著名的“湘江夜话”。一次新老交替的历史性会面，一次神圣的谈话。

    左宗棠也是早慕林则徐之名，“心神依倚，惘惘欲随”。林则徐的重大事件均为左宗棠所知。左宗棠曾说：“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足见他对林则徐的仰慕。得到邀请的消息，他急匆匆地从家里赶往林则徐的船边（可见得左宗棠对于当任的官员是傲慢的，对于他真正仰慕的英雄是谦恭的），不想情绪激动，一脚踏空，跌入水中。林则徐大笑曰：“莫非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左宗棠听到这句话，顿时为之释然。

    此次谈话，其他的东西不太为人所知，但是，林则徐把他在新疆搜集的资料还有绘制的地图均全部托付给了左宗棠。就像当年他离开东南去新疆戍边时把所有的资料托付给魏源，嘱托他研究西洋地理一样，他对中国的新疆之担忧，致使他把重要的使命再次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

    为此，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由此可见晚清高人的识人眼光。左宗棠的命运由此和新疆联系在一起，不过，他还要转一大圈才有机会处理新疆问题。这一大圈就是正在跃跃欲试的太平军起义。和他一样，林则徐也是面临这个难题。为此，林则徐书写著名的对联相期许：“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林则徐回福建后，身体虚弱，仍然接受朝廷的重托，开赴两广前线，准备与太平军作战，可惜逝世在路途。此间，林则徐曾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和“非凡之才”。

    不到一年，林则徐逝世的消息为左宗棠所知，左宗棠撰若干挽联抒发情思：“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泽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可见那一次会面对左宗棠思想之深刻影响。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且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他在陶林二公祠写道：“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由是观之，陶澍是第一个识左宗棠之才的人，林则徐则是第一个举荐左宗棠的人。这两次神奇的会面，使左宗棠成为承接晚清前后的关键人物。而第三次的会面，则终于造就了左宗棠的出山。

    历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戏剧性。太平天国偏偏不早不晚，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发生了。对于新人而言，这是伟大的时刻。

    1852年夏天，太平军进入湖南，逼近长沙。郭嵩焘与左宗棠避乱于玉池山（湘阴东山）。湖南巡抚张亮基招左宗棠出山，左不愿。中秋的一天，郭嵩焘来到左宗棠家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要说左宗棠不想出山，那是假话。事实上，左宗棠向来以诸葛亮自居，他对时局一直非常关心。他的好友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的时候，曾经向他讨教如何镇压义军，他即提出了“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的办法。

    此后郭嵩焘还要劝说曾国藩不要以守孝为由，失去忠义，从而导致曾国藩同意出山办团练。若干年后，郭嵩焘还劝说李鸿章不要因为负气就不回曾国藩幕府。郭嵩焘对三人的劝说造就了同治中兴三大名臣走上立功之路，正如他自己在《玉池老人自述》中所说“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中秋节过后，左宗棠全家都躲避在湘阴东山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当郭嵩焘跟他一席长谈后，左宗棠即下决心出山了。谈话后不到十天，湖南巡抚张亮基再次敦请左宗棠。左宗棠这才下定决心，于10月8日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